原標題：汪聚應｜詩教賡續(xù)　弦歌鷹揚　天水歷代詩歌史述論

　　天水被譽為“羲皇故里”，歷史悠久，人文薈萃，詩歌等文學創(chuàng)作生發(fā)早慧。自黃帝時《彈歌》發(fā)慷慨之遙音，啟萌芽之生機，秦風浩蕩，玉振金聲。詩教賡續(xù)，弦歌鷹揚。卷幀浩繁、詩潮不絕的文脈流淌，都昭示著這塊文明之鄉(xiāng)曾有的盛世繁華，丕顯著隴人尚武崇文、敢為人先的輝煌與雄風。

　　歷史沿革與人文傳統(tǒng)

　　天水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大地灣遺址發(fā)掘證明，早在8000多年前，天水就有人類繁衍生息。天水之名源自“天漢源頭”之意，與秦人早期活動于西漢水上游的歷史記憶有關。其地處陜、甘、川三省之要沖，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素有“西倚天門，東扼隴坻”之稱。歷史上這里既是中西文化與商貿交流的通道——絲綢之路的必經(jīng)之地，又是中原王朝經(jīng)營西域、統(tǒng)御西北邊防的前沿地帶。境內歷史文化資源富集，伏羲文化、大地灣文化、秦早期文化、三國古戰(zhàn)場文化、麥積山石窟文化等熠熠生輝。

　　天水夏商時期屬雍州，因毗鄰關中，受商周文化影響較大，成為秦人的發(fā)祥地和中原王朝連接西域的橋梁。周孝王十二年（前9世紀），嬴非子在秦池（今張家川縣一帶）為王室養(yǎng)馬有功被封于秦，號嬴秦。《史記·秦本紀》云：

　　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yǎng)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xù)嬴氏祀，號曰秦嬴。

　　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滅邽戎、冀戎，置邽、冀二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兩個縣級建置。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設隴西郡。秦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秦獻公時，漸次征服諸戎，進而東遷關中，問鼎中原。這一過程對中國古代歷史進程有深遠影響。

　　秦漢時天水屬“雍州之域”，唐時與京師臨近，為“關隴本位”之倚重，因而成為天水歷史上最輝煌的“秦漢隋唐時代”。西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從隴西、北地二郡析置天水郡，轄16縣，始有“天水”建置之名。漢武帝經(jīng)營西域，天水便成為重要的后方基地之一。初始元年（8年），天水郡改鎮(zhèn)戎。三國魏黃初元年（220年）析雍州置涼州、秦州。晉泰始五年（269年），合雍州隴西、天水、南安、略陽、武都及涼州金城、梁州和隴南陰平等七郡置秦州。魏晉北朝時期，天水始終是前秦、北周、西魏政權重點經(jīng)營的州郡之一。東晉永和六年（350年），秦州歸前秦。隋唐時天水為隴右道之重鎮(zhèn)，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開放的前沿地帶?！顿Y治通鑒》卷二一六云：“自遠門（長安西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有宋一代，因郡望天水而稱“天水一朝”。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天水一朝。”北宋秦州轄成紀、天水、隴城、清水四縣，伏羌、甘谷二城，定西、三陽、弓門、靜戎、安遠、隴城、雞川七寨。南宋時，原屬北宋疆域的秦隴地區(qū)多為金所占，州治仍設成紀縣。元統(tǒng)一后，秦州屬陜西行省鞏昌總帥府，轄成紀、秦安、清水三縣。明代，秦州轄秦安、清水、禮縣三縣。清康熙五年（1666年），陜甘分省，秦州屬甘肅鞏昌府。雍正七年（1729年），秦州升為甘肅直隸州，轄秦安、清水、兩當、徽縣、禮縣五縣。民國三年（1914年），天水為渭川道屬縣。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甘肅省政府設立第四行政督察區(qū)，轄天水、秦安、清水、甘谷、武山、西和、禮縣、徽縣、兩當、成縣等十縣。

　　天水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qū)。由于其獨特的地理區(qū)位優(yōu)勢，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多元文化融合互動方面發(fā)揮著積極作用。從人文傳統(tǒng)看，天水自上古伏羲、女媧神話傳說創(chuàng)始，及其與長安、中原的頻繁交流，文化積淀厚實，文人輩出，形成了孕育、推動天水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豐富廣博的文化資源和人文傳統(tǒng)。悠久厚重的文化積淀與開放包容的文化品質，崇文尚武、自然質樸的民風習俗等，對天水文人與文學，以及詩歌審美理想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天水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fā)祥地之一。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在《天水通史》序言中，對天水先秦部分的歷史人文給予了至少四個方面的總結。一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他聯(lián)系天水大地灣文化指出：“天水地區(qū)是尋覓中華文明發(fā)祥地的重要地點”；二是伏羲氏古史傳說問題，他聯(lián)系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和北京大學李伯謙先生“考古學重建中國古史體系”指出：“天水是伏羲氏傳說的中心”；三是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結構問題，他聯(lián)系周人先世在今甘、陜地帶活動的歷史和傳世典籍記載指出：“天水一帶，是周朝與戎人交界對峙的邊際地區(qū)，于當時歷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四是秦人興起的問題，他聯(lián)系清華大學所藏戰(zhàn)國竹簡以及天水甘谷朱圉、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等歷史文獻和考古指出：“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稱霸西戎，隨之逐步東進，終于兼并列國，建立秦朝，成就統(tǒng)一大業(yè)。”天水自然環(huán)境優(yōu)美，歷史文化悠久，民本自然質樸，而俗好崇文尚武，故歌謠慷慨，文重氣質。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因之而早熟早慧，底深蘊遠。

　　悠久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與開放包容的文化品質。天水東接中原、西通西域，宜農宜牧的自然地理因素賦予其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融合的文化特征。多民族融合聚居，形成了開放包容的文化品質。而胡漢交融的地域環(huán)境，提供了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在內容與藝術審美上的豐富性與獨特性，表現(xiàn)著質樸剛健與豪放慷慨的藝術品性。同時，天水在文化上與關中一脈相承，深受京師長安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的深厚影響，關隴本位文化特征鮮明，故通常“關隴”并稱。

　　尚武崇文、自然質樸的民風習俗。作為秦人的發(fā)祥地，天水雄奇秀美的自然環(huán)境、近邊與胡漢雜居的民風特點，對生民性情及其尚武習俗影響深遠，使尚武崇文成為一種悠久的民風習俗。民風剽悍，尚武崇文，而尤以尚武為要。班固《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云：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zhàn)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又《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云：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宮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jié)，此其可稱列者也，其余不可勝數(shù)。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zhàn)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自古“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而天水歷來就是朝廷招募精兵的主要區(qū)域，故《史記》云“名將多出焉”。贊中所舉西漢因勇武而名列青史者13人，屬于今隴東南及隴中者11人。其中天水飛將軍李廣、壯侯趙充國、西域都護段會宗、蜀漢大將軍姜維、前秦王苻堅、南宋抗金名將劉锜等，就是杰出的代表。民國時期愛國將領鄧寶珊也是天水人。

　　天水古代在武將輩出的同時，也涌現(xiàn)出了諸多頗有建樹的文人，如道家始祖之一的尹喜，被尊稱為“隴上三賢”的孔門弟子秦祖、壤駟赤、石作蜀，皆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后世皆被封伯封侯。以后儒者如隱士姜岐、辭賦家趙壹、小說家王嘉、散文家李翱、隴右大儒胡纘宗、隴南文宗任其昌、霍松林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尚武崇文成為隴人固有的特質基因而積淀于民族性格的深層，這種氣質注入詩歌創(chuàng)作，形成了天水文學特有的清新剛健與慷慨悲涼。

　　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展及其演進

　　天水詩歌傳統(tǒng)源遠流長，獨特的自然環(huán)境與豐厚的人文精神孕育了關注社會人生、充滿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詩歌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從詩歌創(chuàng)作總體特征看，天水詩歌歷史悠久、積淀深厚、內容豐富，現(xiàn)實精神充盈，地域特色鮮明，風格慷慨悲涼。從創(chuàng)作發(fā)展看，天水詩歌生發(fā)早慧，作品代不乏篇，本客籍詩人名家眾多，皆有名篇，詩歌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與總體特征明顯。

　　天水詩歌發(fā)展源自《詩經(jīng)》，《詩經(jīng)·秦風》是其本源及其光輝的起點。從《詩經(jīng)》始，賡續(xù)綿延，并于漢魏晉六朝及隋唐五代，形成創(chuàng)作高峰。至清代、近代以及現(xiàn)當代，都有代表性詩人及其作品流芳傳世。詩歌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題材廣泛、名家輩出、詩集鴻富、影響深廣的特點。而重視詩教的傳統(tǒng)，使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自始至終與厚重的文化傳統(tǒng)和獨特的地域文化相結合，也使直面現(xiàn)實、率真質樸、慷慨悲涼成為天水詩歌的主基調。同時，一些知名文人多于天水宦游流寓，登臨游覽，推動了天水詩歌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提升了知名度，并使其成為中國文學史和傳統(tǒng)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兩漢時期，文學家以李陵與趙壹為代表。盡管他們留下的詩作有限，但在古代詩歌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李陵（？—前74年），在五言詩發(fā)展中有重要作用，亦有佳作傳世。鐘嶸《詩品》序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肯定了李陵在五言詩發(fā)展過程中的貢獻。李陵詩如《別歌》，直抒胸臆，悲壯凄涼，極具感染力。東漢末年著名辭賦家趙壹（生卒年不詳），著有《刺世疾邪賦》《窮鳥賦》等十六篇，有《趙壹集》二卷。其《刺世疾邪詩》與《刺世疾邪賦》相為表里，激憤犀利，事理明晰，以批判的尖銳性著稱文壇。同時，《刺世疾邪賦》《窮鳥賦》對漢代體物大賦向抒情小賦的演變作出了杰出貢獻。

　　及至魏晉六朝，臨渭苻氏家族多才學之士和有詩名者。苻融《企喻歌》、苻朗《臨刑詩》質樸自然，豪放慷慨。這一時期，樂府民歌創(chuàng)作豐富多彩，歌詠多聚焦隴山隴水與時事，尤以《隴頭水》《隴頭歌》為著名，在形成歌詠隴頭山水詩歌傳統(tǒng)方面，是最值得注意的文學現(xiàn)象。郭仲產《秦州記》和《辛氏三秦記》引了兩首《隴頭歌》，這是最早關于“隴頭水”的民歌，抒寫邊塞行役勞頓之苦，將隴山地理特點與行役之人遠離家鄉(xiāng)的感受相結合，形成了以悲涼疏離為主的隴頭之歌，成為樂府詩題和創(chuàng)作傳統(tǒng)。梁陳時代“隴頭水”依然成為一種范式，唐代以“隴頭水”“隴山”“隴首”為題者大量出現(xiàn)，李白、杜甫、王維、岑參、高適等著名詩人皆有這一題材的詩歌創(chuàng)作。宋以后這一主題依然延續(xù)，影響至深。

　　這一時期樂府詩中，歌詠英雄內容的詩歌多感人之篇，重質尚氣、雄渾勁健。以《企喻歌》《隴上為陳安歌》為著名之篇。女詩人蘇蕙的《織錦回文詩》（又稱《璇璣圖詩》），才情妙思，回環(huán)曲折，在中國詩歌史上頗有影響。

　　及至唐代，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迎來高峰。一是流寓詩人名家多、詩歌創(chuàng)作數(shù)量大、敘寫天水地域題材佳作多；二是本籍詩人多才高位重名顯者，詩歌創(chuàng)作亦多巨制；三是題材緊密聯(lián)系家國現(xiàn)實，感慨深邃；四是詩歌創(chuàng)作影響巨大。但因晚唐五代戰(zhàn)亂，詩歌創(chuàng)作多散佚不存。如權德輿族親詩人權審等，皆有文集，甚至作詩千首。王仁裕作詩萬首，然存世者寥寥。

　　就流寓詩人看，其重者有詩仙、詩圣足涉天水，堪稱詩壇佳話。而杜甫的到來，實為天水古代詩歌增添了最為光輝的一頁。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秋，杜甫流寓秦州三月之久，留下詩作一百多首，其中《秦州雜詩二十首》更是光彩奪目的詩篇。在秦州，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開始由重大社會題材的書寫轉向了家國與自我的統(tǒng)一，內涵豐富，情感細膩，全方位觀照秦州自然山水、風情遺跡，以及詩人自己艱辛的流寓生活。這些藝術水準極高的作品，敘事精深、描寫生動、情感真摯。

　　唐五代天水本籍文人如李翱、權德輿、權無待、權若訥、權同光、權審、權澈、王仁裕等都是權臣和文學名家。李翱為隴西成紀（今秦安）人，韓愈學生，著有《李文公集》。宋歐陽修稱：“唐文之善，則曰韓（愈）李（翱）。”實際上，李翱賦的創(chuàng)作如《感知己賦》也很出色，但未引起重視。王仁裕稱“詩窖子”，有詩過萬。故值得注意的本籍詩人為權德輿等權門文人。

　　權德輿（759年—818年），字載之，天水略陽（今秦安隴城）人。唐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序》言其“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及長好學，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杜f唐書》本傳言其年十五，有文章數(shù)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頗負盛名。有《權載之文集》五十卷，其中詩歌十卷。詩歌內容豐富，坦露心境，書寫性情，情感真摯，語言清新凝練，含蓄蘊藉。詩歌中經(jīng)常流露不愿從俗的矛盾心情和內向求靜的一面。其仕宦江南時的詩歌非常關注山水之美，即景抒情，創(chuàng)造情景交融的意境，是其鮮明特色。他的詩也一往情深，于朋友、妻兒之情駕輕就熟，別有韻味。大量的“贈內詩”極有特點，被認為是“贈內詩”的確立者。其他如卦名、藥名等詩，文化生活趣味很濃。

　　五代時期的王仁裕（880年—956年），字德輦，秦州上邽（今天水）人，在詩文、音律、金石、小說諸方面皆有成績，但在詩歌史上往往被忽略，原因是他所留詩作不多。據(jù)《舊五代史》記載，王仁裕“有詩萬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北宋陶岳《五代史補》言：“王仁裕平生有詩萬余首，蜀人謂之‘詩窖’。”但目前所能見到的已不足20首，主要為與蜀后主王建巡幸之詩及酬唱之作。另有一些寫景游覽之詩，如《題麥積山天堂》《題斗山觀》等，別具一格。

　　兩宋時期，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處于低潮，本客籍詩人少，作品數(shù)量不多。北宋李師中、張方平、游師雄、蔣之奇等人在秦州任職期間，也有一些詩作留世，如李師中《麥積山》、游師雄《馬跑泉》、蔣之奇《天水湖》等。另如北宋詩人文同途經(jīng)天水隴城縣，有《將至隴城縣》等。南宋張镃、張炎為名將秦州成紀人張俊之后，有詩集《南湖集》和詞集《山中白云詞》傳世。張镃詩歌多為登臨山水及宴飲之作，如《雜興》《晚晴》等作品典雅清新。

　　金元時期，天水詩人詩作很少。元明之際邾經(jīng)，祖籍隴右，后遷居維揚海陵（今江蘇泰州）一帶，有《觀夢集》《玩齋集》行世。梁志通為元代道士，天水玉泉觀第二代祖師，其《梁志通詩碑》現(xiàn)留存于玉泉觀左碑廊。

　　金元時期有記載并留下詩作的還有元好問諸人。太和八年，元好問叔父元恪任隴城縣令，兼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大安二年（1210年）春，元恪身患鬢疽，其嗣子元好問一直守在身邊侍奉。病故后，元好問扶元恪靈柩從隴城回忻州故里，多年后作《十一月五日暫往西張》，表達對叔父及隴城生活的懷念。

　　明代的天水詩壇，數(shù)量較多，且不乏有影響的名家，如胡纘宗等。詩歌創(chuàng)作反映民生疾苦和治亂興亡，詩風古樸雄放，感受較深。明中葉以后，在前后七子復古運動影響下，詩歌多停留在形式技巧的模擬上，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

　　此時，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個特點是，本地一些重要的文化遺跡成了詩人重點觀照的對象，他們或在秦州做官，或在秦州游歷，伏羲廟、卦臺山、麥積山等名勝成了一時的創(chuàng)作焦點。如陳講《登卦臺》《謁太昊宮》、楊溥《謁太昊宮》、秦文《瞻拜太昊宮》、唐龍《謁伏羲廟》、孫永思《登卦臺》《別卦臺》、宋賢《過畫卦臺》、馮惟訥《游麥積山四首》、甄敬《登麥積山巖三首》、甘茹《重游麥積山六首》、胡安《游麥積山次太溪甘公韻》、李筵《隆慶元年四月望月登麥積山巖小憩二絕》、王君賞《宿麥積禪林》、馮子履《麥積山候楊藩伯不至》等等。

　　明代天水本籍詩人中最有代表性者當推胡纘宗。胡纘宗（1480年—1560年），字世甫，原字孝思，號可泉，別號鳥鼠山人，秦安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中進士。歷任安慶知府、河南巡撫等職，為官清正，政績卓著。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二月，因官署失火燒毀符敕被免職歸里。胡纘宗歸里后，仍繼續(xù)專心著書，所作凡《鳥鼠山人集》《擬涯翁擬古樂府》《擬漢樂府》《近取錄》《早朝詩》及其《愿學編》《安慶府志》《秦安志》《春秋集傳》《讀子錄》等散文詩歌及史志傳注十多部數(shù)百卷。文章導源六經(jīng)，嗣以秦漢，于史學尤長方志。其《鳥鼠山人集》十八卷、《樂府》四卷、《近取錄》四卷均被收入《明史·藝文志》，部分作品還被《四庫全書》收錄。胡纘宗詩歌成就在明代甘肅籍詩人中僅次于李夢陽，其詩諷喻朝廷，吟民疾苦，激昂悲壯，自然流暢。代表作《早朝詩》，民間至今流傳很廣。

　　胡纘宗詩歌創(chuàng)作以現(xiàn)實主義為主，質樸古雅，在明代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中成就最高。藝術上他認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主張，是明代復古運動的力行者。胡纘宗詩歌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其詩或揭露諷喻統(tǒng)治者，如《擬古雜詩》其三，諷刺正德十三年，明武宗到大同的荒淫事。或書寫民間疾苦，如《東阿道中》《白龍吟四首》等；或感嘆仕途艱險，如《君不見行贈朱士光太守》，一口氣列舉了歷史上好人倒霉遭迫害的九個實例；或抒發(fā)對正直文人受迫害的不平之鳴，如《懷楊殿撰用修三首》，抒發(fā)了對楊慎因議大禮受廷杖削籍的不平與懷念，激昂慷慨；或描寫歌頌祖國山河之美，如《登天柱閣三首》《太湖六首》等。尤其《可泉》《可泉歌》，歌頌家鄉(xiāng)秦安的九龍山和可泉，字里行間流露著對家鄉(xiāng)的深厚情感?！端膸烊珪偰刻嵋?middot;鳥鼠山人集提要》評曰：“其詩激昂悲壯，頗近秦聲。無嫵媚之態(tài)，是其所長；多粗礪之音，是其所短。”道出了其詩剛健粗獷的風格。另外，胡纘宗的悼亡詩，如《哭內》等，感情細膩，令人感動。然而這樣的名臣文人，在文學史上卻被冷落。著名學者、古文字學家楊伯峻先生在《鳥鼠山人胡纘宗詩選》序言中說：“像當時吳門唐伯虎、祝枝山等人逃世于書畫，玩世不恭，倜儻不群，他（胡纘宗）是不肯干的，這大概是胡氏出生于西北高原，唐、祝出生于東南繁華之會，地土不同，流風遺俗有異罷?？墒翘?、祝諸人喧騰于眾口，紛呈于近數(shù)百年來的筆記、小說，至今江南一帶故老還津津樂道他們的遺事，并且還有并非事實的傳說。而胡氏之后迄今四百多年卻默默無聞，寂寞身后，不見于記載，更無傳于口耳，這是歷史的不公平！”

　　清代的天水詩壇，詩歌創(chuàng)作活躍，詩篇數(shù)量超越了前代，似有中興氣象。一是此時本籍詩人較多，亦有名家。粗略統(tǒng)計，詩人超過100位；二是詩歌創(chuàng)作數(shù)量多，保存流傳下來的也多；三是從創(chuàng)作題材看，關注民生國運的家國情懷依然占據(jù)了主要內容。雖然一些作品多登高游覽、個人愁苦，但反映民族興亡、寄托故國之思之作，內容豐富，風格沉雄。至道光、咸豐年間，以詩抨擊時政，批判現(xiàn)實者漸多。同治、光緒年間，反映新思想文化和社會矛盾的詩歌創(chuàng)作富有時代精神；四是詩歌創(chuàng)作地域特色鮮明。一些文化古跡與風景名勝，如卦臺山、伏羲廟、南郭寺等成為登臨描寫重點。

　　清代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詩人眾多，從詩人群體看，最有代表性的客籍詩人為王際有、蔣薰、宋琬、牛運震、畢沅、董平章等。王際有《仙人崖》《北流泉》《隗囂宮》《望石門》等，宋琬《過馬跑泉》《胡亭二首》《雨后胡亭》等，畢沅《麥積山》《朱圉山》《南山寺雙柏行》《唐權文公墓》等，這些詩篇對秦州文化景觀皆有精彩描寫。其中浙江海寧蔣薰（1610年—1693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遷甘肅伏羌知縣。其《留素堂詩刪》中的《西征引》《塞翁編》中有百余首詩歌記錄了他在秦州以及伏羌（今天水甘谷縣）的生活，內容涉及山川風物、地域習俗、登臨游歷、民生疾苦以及思鄉(xiāng)念親等內容，細膩深沉，表達了南方文人宦游西北邊地的復雜情感。山東萊陽人宋琬（1614年—1674年），清初著名詩人，順治十一年（1654年）出任隴西右道僉事。宋琬詩入杜、韓之室，與施閏章齊名，有南施北宋之目。又與嚴沆、施閏章、丁澎等合稱為“燕臺七子”。著有《安雅堂集》及《二鄉(xiāng)亭詞》。兗州滋陽牛運震（1706年—1758年），字階平，號真谷，乾隆三年（1738年），授甘肅秦安知縣，后兼攝徽縣、兩當縣，調涼州府平番縣（今永登）。牛運震在隴詩歌題材多樣，內容豐富，如其《縣城曉望》《秦安春日》《過東柯草堂》《懷胡靜庵釴》等詩篇，展現(xiàn)了時代特點與秦隴地域特色，在清代天水客籍詩人創(chuàng)作中獨樹一幟。

　　進入清代后期，福建閩縣人董平章，咸豐年間任秦州知州，辭官后因歸途受阻滯留秦州十余年，任士言、吳西川、郭鳳鳴等皆出其門。其《秦川焚余草》六卷近一千首詩歌，真實、全面反映了在秦州的生活見聞與感受，將個人見聞與時代風貌，以及清代晚期西北人民生活狀貌融匯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地域風格。

　　清代本籍詩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也大放異彩，名家名集名篇鴻富。伏羌鞏建豐有《朱圉山人詩集》，詩風質樸，淡然平實。然清代天水詩詞創(chuàng)作之最杰出者無疑是號稱“關隴三詩杰”的胡釴。胡釴（1708年—1770年），字鼎臣，號靜庵，秦安縣人。雍正十三年拔貢生，例入監(jiān)讀書以侍養(yǎng)，辭歸，入皋蘭書院。乾隆中官高臺學博。嘗與吳鎮(zhèn)同學于山東滋陽牛運震，一時名重。雍正十二年（1734年）拔貢，后屢試不第。乾隆六年（1741年），主講秦安書院。獎掖后進，致力于詩賦創(chuàng)作。時甘肅巡撫黃廷桂、陳宏謀、楊應琚等器重其才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官高臺訓導，三十五年兼署肅州學正，同年以病辭歸。

　　胡釴天賦過人，博通經(jīng)史，擅長音律，工詩善文，以詩文聞名于鄉(xiāng)里，與狄道吳鎮(zhèn)、潼關楊鸞并稱“關隴三詩杰”。楊鸞《胡釴墓志銘》云：“發(fā)為辭章，龐蔚炳朗，必窮極物態(tài)，而清新自得，不茍為藻繪。至制舉之文，則源本先正，而以古文行之。”胡釴好讀書，邃于學問。晚年無意仕途，以詩酒自娛，獎勸后學為事，有《靜庵詩鈔》（刻本）《靜庵詩詞稿》（稿本）傳世。其詩精神高蹈不俗、藝術風貌獨特，展示了懷才不遇文人的內心抑塞不平之氣。后人評其詩曰：“詩境清腴，而曲盡事情，雖刻苦研煉，而自然流轉如脫口出。”

　　以善五言著稱者有秦州吳西川，其《沁芳吟館詩草》才氣橫溢，溫潤秀美；伏羌王權（1822年—1905年）有《笠云山房詩集》，詩歌敢于直面現(xiàn)實，多憂國憂民之作；“隴南文宗”秦州任其昌（1830年—1900年）有《敦素堂詩文集》，其詩思力沉厚，宗法杜甫，善于用典，諸體皆能。其子任承允有《桐自生齋詩文集》，承繼優(yōu)良家學，詩文俱佳；“隴上鐵漢”安維峻（1854年—1925年），有《望云山房集》等，其詩歌內容豐富，體現(xiàn)了他大勇無畏、忠君報國的愛國文人精神和拳拳赤子心。其他如巨國桂、孫海、郭鳳鳴、張世英等，皆是秦州詩人中的佼佼者，留下了大量優(yōu)秀詩作。另外，近代后期如陳青選《逸鶴鳴秋集》、哈銳《蛻庵詩稿》、周務學《忠武堂詩草》等，更是折射了時代巨變與民族精神。

　　總之，清代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異軍突起，客籍詩人名家名篇較多，本籍詩人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也取得了豐碩成果。詩歌創(chuàng)作在數(shù)量、關注社會的深廣度上都有超邁，在詩歌藝術方面創(chuàng)獲良多，在中國詩歌史和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進入民國時期，天水詩風仍盛，蔗境彌甘，激情不減。于右任、羅家倫等客籍詩人都有關于天水的詩歌創(chuàng)作，如于右任的《清水早發(fā)》《秦嶺》《過秦州》等紀行詩影響很大。本籍詩人筆耕不輟，詩歌創(chuàng)作成績令人矚目，其中馮國瑞《絳華樓詩集》、霍松林《唐音閣詩詞集》、李克明《紫歌夢軒詩稿》、汪青《輪虱室詩》等都是佳作。適逢社會大變遷，抗日烽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一大批重大社會歷史題材，都使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些詩歌或反映抗戰(zhàn)等重大民族歷史，或敘寫新的社會變革，充滿了滄桑感和歷史感。而一些詠懷古跡、吟詠性情、感傷時事之作，也能反映天水詩歌發(fā)展之新貌。尤其是一代文化大師霍松林先生，其詩其詞堪稱近代以來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之最有成績、最有影響者。作為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陜西省詩詞學會會長，其所著唐音閣詩詞，造境寫境，思清旨遠。唐音之旨，胥在是已。錢仲聯(lián)先生在《唐音閣吟稿》序文中言其學養(yǎng)鴻富，受益名家。指出：“松林之為人，能文、能書、能依聲、能研說部、能雕文心，而尤長于詩。恬吟密詠，情深而文明，志和而音雅，乃若不類秦隴間魁壘尚氣之士所為者。”程千帆先生在《唐音閣吟稿》序文中指出：“松林之為詩，兼?zhèn)涔沤裰w，才雄而格峻，緒密而思清，而其得意處，即事長吟，發(fā)揚蹈厲，殆不暇斤斤于一字一句之工拙。”又言其詞云：“松林之詞，大聲鏜鞳，小聲鏗鏘，富豪情奇氣，而以疏宕出之。調高而思深，言近而旨遠，有一唱三嘆之音矣……松林之詞，不莽不纖，自饒逸致，賦手文心，為倚聲家開一境，亦如其詩之能自樹立、不因循者。”其詩歌創(chuàng)作，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主張用新觀念、新感情、新語言表現(xiàn)新時代、新現(xiàn)實，率先用“新聲新韻”嘗試創(chuàng)作，其《金婚謝妻》和《八十述懷》等七律組詩，是吟壇公認新聲新韻的奠基之作，在中華詩史上有劃時代意義。正因為如此成就與影響，2008年12月20日，霍松林先生與李汝倫、孫軼青、葉嘉瑩、劉征5位詩家，榮獲由中華詩詞學會頒發(fā)的“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全國只評選了五位，亦足見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前有古人，后亦有來者。

　　審美特質及其地位影響

　　天水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在幾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形成了鮮明的審美特征：即關注現(xiàn)實人生的創(chuàng)作精神；清新剛健的藝術風格；真率質樸的情感抒發(fā)；古體為本的形式追求。

　　（一）關注現(xiàn)實人生的創(chuàng)作精神

　　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無論是現(xiàn)實的還是浪漫的，思想內容上對現(xiàn)實人生的高度關注與深刻表現(xiàn)是一條紅線。古代天水詩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展現(xiàn)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與高尚的人文精神，他們一方面繼承了《詩經(jīng)》、兩漢樂府民歌和古體詩的藝術傳統(tǒng)，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的創(chuàng)造，把現(xiàn)實人生這個嚴肅的主題引進了詩歌領域，抒寫人生走向社會過程中的生命體驗與悲劇意識，并且透出追求自我價值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他們又向外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人生廣闊的社會全景，向內抒發(fā)了自我的真血性、真性情，并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fā)掘出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

　　從現(xiàn)實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的深刻性而言，天水古代詩歌表現(xiàn)出的就是文學與良心的兼?zhèn)洹Ｔ姼柚泵娆F(xiàn)實，不回避矛盾，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豐富多彩，舉凡現(xiàn)實生活、人生重大問題都有反映，展現(xiàn)了一種面向廣闊社會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和人文精神，既有審美價值，亦具歷史價值。因此，就審美性而言，天水詩歌充滿關注社會人生的創(chuàng)作精神，表現(xiàn)出剛健勁拔的風格、質樸真淳的情感、雄奇壯美的審美特征。

　　（二）清新剛健的藝術風格

　　與關注現(xiàn)實人生的創(chuàng)作精神相適應，天水詩歌體現(xiàn)著古樸自然、清新剛健的藝術風格，風骨與氣韻充盈，文辭富有感染力。詩與社會人生、詩與歷史文化緊密關聯(lián)，在藝術上非常準確地表現(xiàn)為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自然天籟、樸拙渾成，具有典型的河朔遺風。如《詩經(jīng)·秦風·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此詩描寫了秦國軍民同仇敵愾的雄壯氣勢，以及激昂慷慨的出征場面，表現(xiàn)了同仇敵愾的英雄主義精神，洋溢著催人奮進的藝術力量。

　　與中原、江左文人及其詩歌相比，天水詩人更多依靠其質樸真淳的情感和自然天成的本色性格來創(chuàng)作，因而絕少被繁縟的文學典故與綺靡的辭采所遮蔽，在自然真淳中形成了自己的抒情深度。從審美理想看，天水詩人的審美心態(tài)習慣于呈現(xiàn)自然本色，真情自然流露，平淡道來，卻又耐人尋味。這種特性促成了天水詩歌率直真淳、自然質樸的情感特征。語言質而不鄙，淺而能深，近而能遠，隨語成韻，隨韻成趣。

　　天水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這種清新剛健的藝術風格，使詩歌創(chuàng)作在內容上很好地發(fā)揮了社會生活的記錄作用、治理得失的匡正作用、修德明理的教化作用、泄導人情的言志作用、傳播價值的載道作用、關注社會的美刺作用和重視禮義的人倫價值作用。

　　（三）真率質樸的情感抒發(fā)

　　情感導向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根本屬性。天水詩歌在情感的抒發(fā)上以人為本、以仁愛為核心，在愛情、親情、友情、鄉(xiāng)情四個方面造就了詩歌的抒情性本質。天水詩歌以最便于歌唱的詩形式，不斷豐富深化愛情、親情、友情、鄉(xiāng)情的力量與價值，著意于表達真情實感，樸實無華。而天水人的懷鄉(xiāng)戀土觀念格外濃厚，很多詩以家鄉(xiāng)名勝為題，很多作品以“故鄉(xiāng)”和“家園”為中心，表達游子的鄉(xiāng)戀思歸，充滿泥土芬芳的鄉(xiāng)情。

　　天水詩人存真抱樸，不諧俗相，拙于處世，性情耿烈。詩歌多哀民生之艱、抒家國之恨、原人性之真、言風物之情。他們習慣于呈現(xiàn)自然的原態(tài)色彩，抒情真率坦誠，較少堆砌典故營構詩境，語言多選擇口語，辭色追求本色自然，以清新質樸展示其原創(chuàng)性，這與中原文人引經(jīng)據(jù)典、堆砌辭藻、婉曲見義形成鮮明對比，它促成了天水詩歌真率直露的情感特征，為中國詩歌平添了一份真率直露的本真美、質樸美。

　　（四）古體為本的形式追求

　　古代天水強健剽悍的尚武精神、粗獷豪邁的民風，與濃郁的黃土氣息和漢胡雜居的文化特質相結合，形成了天水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自然質樸的藝術美感。這種雄渾豪放之氣、自然真率之情、蒼涼悲壯之景以及粗獷民風，最適宜于古體詩歌藝術形式的表達。因此，就古代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形式來看，詩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藝術上多采用敘事形式，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和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句式靈活多樣，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多種藝術形式，但總體表現(xiàn)出以古體為本的形式追求。

　　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進程中，天水詩歌創(chuàng)作以質樸性孕育開放性，以通俗性展示原創(chuàng)性，以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性呈現(xiàn)無比絢麗的多樣性，與中國文學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在甘肅文學中有重要地位與影響，形成了鮮明的創(chuàng)作個性與地域風格，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德格爾說：“人類應當詩意地棲居在這片星球上。”21世紀，我們都在追求民族國家的詩和遠方，追求我們自己的詩和遠方。詩在當代不僅具有普世價值，更是人們高雅生活新的標尺。古代天水詩歌在《詩經(jīng)》和漢樂府等現(xiàn)實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精神影響下，集而為源，氣勢磅礴；順流而下，波瀾壯闊。歷經(jīng)兩漢魏晉南北朝以訖清代、近代，蔚為大觀。從遠古走向現(xiàn)代。

　　新時代的天水詩歌，也必將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潮流中，在天水人民建強省域副中心、推動老工業(yè)基地走出高質量發(fā)展新路子的時代潮流中，成為展示天水新形象、展現(xiàn)天水新精神、助推天水經(jīng)濟社會文化發(fā)展的時代名片。

　　（本文節(jié)選自《甘肅歷代詩歌選注·天水卷》概述部分，內容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