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歷史中尋覓普通“打工人”的聲音

　　《眾生百態(tài)：清代刑科題本里的“打工人”》常建華 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2024年出版

　　《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年）》王笛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我的皮村兄妹》袁凌著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出版

　　■ 宋晨希

　　從古至今，人類留下了豐厚的歷史記錄，但絕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的血雨腥風、軍事人物的金戈鐵馬，抑或精英階層的思想理論。這也難怪梁啟超在《新史學》里痛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譜而已”，歷史記載都是“相斫書”“墓志銘”“紀念碑”“蠟人院”。很長一段時間，中外歷史學家都不愿意“眼光向下”，瞥一眼普通民眾。

　　但是，沒有普通人的日?；顒印⑾才?，我們就無法理解不同時代里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以及國家的政策對個人的影響。正如年鑒學派巨擘布羅代爾所說，政治革命是由社會決定的，不了解社會發(fā)展，便不能理解人類歷史的變革。故而20世紀以來，社會史、日常生活史、微觀史等理論接連出現(xiàn)，渴望發(fā)現(xiàn)普通人的聲音。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常建華所著《眾生百態(tài)：清代刑科題本里的“打工人”》（以下簡稱《眾生百態(tài)》）、澳門大學歷史人文學院講席教授王笛所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年）》（以下簡稱《街頭文化》）以及非虛構作家袁凌所著《我的皮村兄妹》，可以說是描述古今“打工人”真實生活的代表作。

　　《眾生百態(tài)》：清代檔案里的“打工人”

　　常建華的《眾生百態(tài)》，讓我們看到了清代打工者的境遇。刑科題本是清代的司法文書，凡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在制度上必須要得到中央（尤其是皇帝）的核準，所以會在中央檔案中留下相應的記錄。刑科題本數(shù)量巨大，其中包含秋審、朝審、命案、盜案、監(jiān)獄、緝捕等項內容，最早有15萬件，后續(xù)因戰(zhàn)亂兵燹，檔案受潮無人看管、遭遇變賣等情況，還剩12萬件。這批檔案在時間段上涵蓋了整個清代，但大部分是自乾隆元年以來的案件。由于數(shù)量巨大，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并未完成整理開放工作，目前僅開放了“土地債務類”和“婚姻奸情（家庭類）”兩個專題，但已經(jīng)多達幾百萬宗案件，中外學者就此產出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刑科題本里留下了犯罪者翔實的原始口供，保證了歷史材料的真實性。

　　《眾生百態(tài)》主要圍繞剃頭匠、木匠、鐵匠、篾匠、豆腐鋪與酒腐店經(jīng)營者、挖煤者、茶山經(jīng)營者、演戲優(yōu)伶等行業(yè)展開，考察“打工者”們的人際關系、經(jīng)濟糾紛、生活矛盾等。

　　例如，清代的剃頭匠年齡多在30歲以上，最大者近60歲，且?guī)缀醵荚谕獾刂\生，父母亡故者較多，屬于孤獨之人。清代的剃頭服務，主要有為客人梳辮剃頭、攪剃耳竅，剃頭幫工每月工錢大約四五百文。銅盆剃刀是他們的謀生工具，故而在矛盾出現(xiàn)時，也經(jīng)常會成為作案工具。

　　木匠、鐵匠、篾匠是清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職業(yè)，他們需要租賃店鋪經(jīng)營，故而很多案件都是與房東發(fā)生糾紛，也有與雇主之間因工錢產生糾紛。與剃頭匠相比，木匠喜歡將斧子別在腰里，鐵匠接觸用具更多，篾匠常備篾刀，都容易因激動而殺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清代時期，城市里的木匠行業(yè)即已有了行規(guī)，限制同行競爭，出現(xiàn)了本地保護政策，通過對外地木匠加倍征收行規(guī)銀來減少競爭。這為我們了解清代城市的商業(yè)運行，提供了資料。

　　通讀全書，我們會發(fā)現(xiàn)清代權力滲透的有限性。雖然有學者認為，清代主要依靠精英階層和保甲制度進行社會控制，但是作為生活在城市里的流動“打工人”，他們幾乎靠著傳統(tǒng)觀念進行社區(qū)自治和自我控制，法律和政府處在缺失的狀態(tài)，人們受到不公正待遇或發(fā)生口角時，即求之于武力。

　　《街頭文化》：對“打工人”生存空間的管理

　　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文明”觀念的滲入，在精英階層眼中，“打工人”變成了卑下、愚昧、空虛、不誠實的代表。精英階層對普通民眾進行引導，政府則開始關心“打工人”的處境。

　　王笛的《街頭文化》就以成都為例，通過城市公共空間來看近代大眾生活的轉型。一直以來，王笛都在從事對成都的研究，《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xiāng)村的暴力與秩序》等展現(xiàn)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基層權力的社會運作。在這本《街頭文化》中，王笛記錄了近代中國精英階層的改良者如何改造“打工人”生存的公共空間，讓他們脫離愚昧走向“文明”。

　　比如，針對普通人拜佛燒香、過年貼門神等迷信行為，精英階層在報紙上叩問商民為何一年比一年窮，原因是他們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專敬鬼神；當他們看到許多店鋪因價格問題產生糾紛，店主態(tài)度惡劣，就專門介紹西方和日本的商業(yè)經(jīng)營之道。1909年，四川勸業(yè)道甚至發(fā)布公告，明令要求店主不能回絕顧客開價，要端茶上煙。在成都，對茶館的管理是最典型的案例。在此以前，茶館主要是“聊天”和“講理”的地方，是民眾自我評判是非之地，人們有了口角就會相約到茶鋪來爭吵，由中間人分辨是非曲直。如果雙方都不愿意認輸，甚至會上演全武行，扔茶碗，丟板凳，等到見了血，才會報官。近代警察制度出現(xiàn)之后，明令取締“吃講茶”，“聊天”則被精英階層看成是“散布謠言”“制造事端”。

　　我們不否認，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國家和精英階層對“打工人”生存空間的管理過于一廂情愿。但反過來我們也能看到，當民眾無法表達自我需求的時候，他們就喪失了與精英階層和管理者協(xié)商、博弈的機會。

　　《我的皮村兄妹》：“打工人”嘗試自己說話

　　不論是清代刑科題本的記錄，還是王笛對成都民眾生活的研究，其所依據(jù)的歷史記載都是精英所寫。王笛在一篇采訪中曾說，普通民眾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態(tài)度，但是也需要通過研究“歷史的微聲”去發(fā)現(xiàn)“隱藏的文書”，即對精英留下的文本進行探微式研究，從只言片語中尋找普通民眾的思想、態(tài)度和行為準則。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碎片化的材料無法進行更多的下探研究。

　　198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皮瓦克發(fā)表《庶民能說話嗎》一文，在中西方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斯皮瓦克認為，庶民是無法自我表達的，因為政治、經(jīng)濟、法律、風俗等已經(jīng)被消費主義的觀念滲透，庶民在其中喪失了自身，很難形成統(tǒng)一意識。此外，學者們在裁剪資料上，使用的是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內容，其目的是反映國家和社會變革，其背后也是精英意識的體現(xiàn)。的確，在史料中留下記載的底層民眾，很多人是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現(xiàn)的，被記載的也多是一些極端經(jīng)歷。而記錄者的眼光也會造成一些民眾歷史形象的失真，如近代成都的茶館里，顯然大多數(shù)人是在正常聊天，但外國觀察者留下的史料里，記述的多是茶館民眾打架事例，意在說明中國人的愚昧。

　　當然，底層民眾在歷史中缺少聲音，還有一個原因，即古代普通人識字率低，留下的文本較少，即使有些人留下了記錄，如自述、日記等，也不被重視，沒有出版的機會。當下，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進步、民眾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普通人逐漸有了機會和路徑進行表達。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便讓我們看到了這一趨勢的出現(xiàn)。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陽區(qū)金盞鄉(xiāng)，是很多打工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人們建立了工友之家，有圖書室、博物館和文學藝術小組，它成為了全國工友心中的夢想地標。皮村此前春節(jié)時還曾舉辦“打工人春晚”，網(wǎng)絡點擊破萬。工友之家門口的兩行標語頗能反映普通人對自身訴求的表達：“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與其他描寫打工群體的作品不同，袁凌花費了七年時間，與13位打工人深入交往，同吃同住同勞動，記錄了他們的人生和遭遇。這些打工人都參與了文學小組，心底埋藏著文學夢，有表達自我的訴求。

　　月嫂史魚琴身患癌癥，還有一個長期患病無法工作的老公，她在養(yǎng)病期間寫作小說，真實記錄自己的過往。她告誡自己：“趕快寫，哪怕死了，寫出來就沒有遺憾了。”

　　同心二手商店店員小海，因為所住地方的公廁無人清理，蒼蠅橫飛，他寫下了《尹各莊的蒼蠅淪陷了》。雖然他輾轉各地打工，報酬微薄，但是對生活充滿信心，喜歡讀海子，聽汪峰的歌曲。他對未來充滿著期待，寫下“晚風吹過窗臺/夢想依舊澎湃”。

　　現(xiàn)在皮村已經(jīng)走出了范雨素、陳年喜這樣的知名“打工人”，他們出版的《我是范雨素》和《活著就是沖天一喊》等作品為世人所知。皮村的很多打工人受到他們影響，也開始閱讀，寫作，思考自己的命運。

　　當然，“打工人”的“說話”，也存在著種種困境，比如他們只能寫自己經(jīng)歷過的事，詩歌和文章在寫作技巧上還有差距。但我們能看到，如今的普通人已經(jīng)在努力言說自己。千百年來，無數(shù)底層普通人來到世界，又匆匆離開，如同流星劃過不留下半點痕跡?，F(xiàn)在，他們正在努力自己說話，讓世界知道他們的困境和情感經(jīng)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