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淵源

　　圖片選自《何以華夏》

　　何尊銘文拓片。圖片選自《何以華夏》

　　“中國大寧”瑞獸博局紋鎏金銅鏡 。圖片選自《何以華夏》

　　廟底溝遺址出土的彩陶盆。圖片選自《何以華夏》

　　【編者按】

　　2024年是中國農(nóng)歷甲辰龍年，“炎黃子孫”“華夏兒女”“龍的傳人”一度成為網(wǎng)絡熱搜關鍵詞。歷史彰顯未來。海內外華人對“我們何以為炎黃子孫”“我們何以為華夏兒女”“我們何以為龍的傳人”等話題的好奇，實際上是對中華民族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深層關注。

　　我們是誰？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如何演進的？近日，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翁淮南在其新著《何以華夏——文物上的中華民族》中給出了答案。作者通過解讀歷史深處的物證，挖掘它們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時代價值，借文物之口講述中華民族故事，引導讀者嘗試從歷史深處讀懂中國，旨在呈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淵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

　　梳理中華民族最初的文獻敘事

　　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里，“炎”的寫法是兩個“火”字上下疊加，“黃”的寫法是人的腰間束有（玉）環(huán)佩。這是關于“炎黃”的最早漢字記憶。

　　涉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獻敘事從五帝傳說開始，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2000年前的文獻將夏商周歷史的開端限定在距今4100年前后?！渡袝酚涊d了堯舜的天下治理時期，這是先秦的基本歷史文獻。我們現(xiàn)在一般將堯、舜、禹的故事視為神話與歷史交織的敘事。在漢代班固的《漢書·古今人表》中，比較清晰地呈現(xiàn)了5000年以前的中國歷史。

　　“炎黃子孫”與“華夏兒女”“龍的傳人”是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相關聯(lián)的概念，與上古時代的三大部落首領炎帝、黃帝和蚩尤有密切的文化淵源。

　　炎帝與黃帝是華夏民族的始祖?！秶Z·周語下》載：“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后也。”炎黃之后的幾位古代帝王，一直到夏商周三代，都被認為是黃帝的直系子孫。后世的帝王，也都稱自己是黃帝的后裔。幾乎所有的姓氏、族群都將自己的遠祖追溯到炎帝、黃帝或其臣子。北方的民族，如接受華夏文化的匈奴、鮮卑等，也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遼朝大臣耶律儼在《皇朝實錄》稱契丹為黃帝之后，《遼史·太祖本紀》和《世表序》主張“契丹為炎帝之后”。清朝末年，炎黃子孫的觀念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而更加廣泛流傳。今天，全世界華人皆為“炎黃子孫”已成共識。

　　“華夏兒女”因“華夏”而得名。“華夏”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相傳成文于西周的《尚書·武成》篇中，“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有學者認為，“夏”從夏水（今漢水）得名，“華”因華山而得名?，F(xiàn)在的“華山”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花瓣紋彩陶有著淵源。由此，“華”也是“花”，北魏以前沒有“花”字，“華”亦為“花”，學者蘇秉琦等干脆稱“花”為“玫瑰花”。廟底溝類型的人群信仰“華”，成為近代我們所說的最早的“華人”。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黃、淮、江、漢一帶部族融匯在一起，把有影響的祖先保留下來編在共同的譜系上，承認是各氏族祖先，然后融合各個氏族，形成廣泛的華夏民族。

　　與“炎黃子孫”相關聯(lián)的“卷龍”敘事在黃帝時代已出現(xiàn)?！妒酚?middot;封禪書》載：“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學者孫機認為，地螾又指軀體盤旋卷曲之蟲，意喻黃帝。而紅山文化中發(fā)現(xiàn)的玉卷龍，又讓人們意識到龍可以作為土德之瑞的代表。實際上，龍在中國文化中已經(jīng)逐漸成為一種象征升騰和變化的吉祥物。從中華民族的先人們接受虛擬的龍開始，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就開始萌芽生長?，F(xiàn)藏于國家博物館的子龍鼎是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商代青銅圓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時也是已知最早鑄有“龍”字的青銅器。就這樣，中華民族3000年前就被鑄上文化意義上的青銅“龍”印。

　　“炎黃子孫”也較多地涉及黃河的敘事。傳說中五帝的活動區(qū)域主要在黃河。殷商時期，黃河在甲骨卜辭里叫“高祖河”，“高祖”意為王朝的第一個王。記載“黃帝”“黃河”最早的文獻材料，基本在戰(zhàn)國到秦漢時期。《漢書·地理志》稱“黃河”，這是最早關于“黃河”的正史記載。在《史記》中，黃河被稱作“大河”，反映出黃河被視為所有江河之首的觀點。“黃河”與“黃帝”之“黃”皆為“五色”之一。學者劉慶柱認為，黃帝在黃河中游締造了彰顯中華民族文化根與魂的“黃河文化”。

　　解讀選擇“宅茲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

　　一方水土滋養(yǎng)一方人。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

　　在8000年前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出土類龍紋陶片2塊。陶片均為夾砂紅褐陶，整體以頭為圓心，內卷成了圓形。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陜西臨潼姜寨遺址，中心廣場周圍分布5組建筑群，所有房屋的門均朝向廣場，體現(xiàn)了一種凝聚和內向式的聚落格局。

　　聚焦的圓圈是有中心的。黃河文化中的“地中”概念，就是天上有中心，大地也應該有中心。戰(zhàn)國時期的清華簡《保訓》篇中記載了五帝時代的舜“求中”于“歷山”（今河南濮陽），以及王朝時代的締造者夏禹讓商湯的六世祖上甲微為其“求中”于河洛及其附近嵩山。由此，嵩山成為5000年來的“天地之中”。2010年，嵩山古建筑群申遺成功并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命名為“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求中”，正是夏商都城選址于黃河中游大嵩山附近的一個重要因素。

　　陜西寶雞發(fā)現(xiàn)的距今約3000年的西周青銅器“何尊”，器底的122字銘文中有“宅茲中國”四字，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中國”名稱物證。這里的“中國”銘文，實際上是指國家的都城要建立在國家的中央。這也是延續(xù)了虞舜、夏禹、商湯以來的都城選址理念，并且成為此后歷朝歷代的制度。從《史記》記載的“五帝時代”，經(jīng)夏商周至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時期的歷代王朝的都城均在大中原地區(qū)，這也就是“擇中立國”的佐證。金朝的都城就稱為“中都”，認為“燕京乃天下之中”。宋代以后歷代王朝建都北京，仍然是擇中立國的延續(xù)。

　　中原就是曾經(jīng)的中州。禹時設九州，是因為只有奇數(shù)才有中。豫州在九州之中央，因此也稱“中州”。中州地形是平原，故稱“中原”。中國的水系在稱謂上有“江”“河”之分，從南北分布上看，河在中部，江在南、北。黃河又在中國的“河”之中部，淮河以南基本稱“江”，遼河以北有松花江、黑龍江、鴨綠江。

　　中國有句話叫大好河山，河山就是國家，其中山是嵩山或華山，但河就一條——黃河。以“天地之中”、五岳的“中岳嵩山”為核心，從長安、洛陽到開封形成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重要的都城東西軸線。

　　學者劉慶柱認為，中國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東南西北的匯聚，中就是根。中國從“中”而來，建國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國家也叫中，這時“中國”的國家是指天下，是東西南北的中間。

　　“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國”這個概念。學者何努指出，“‘中國’的最初含義，即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國”，“這種國家意識形態(tài)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國區(qū)別于世界其他各國的重要特征”，這也“足見沒有比‘中國’這個稱謂更貼切了”。

　　“宅茲中國”映照了5000年來中華民族求中、擇中的文化傳統(tǒng)。

　　回訪“華山玫瑰”“燕山龍”的偉大相遇

　　考古發(fā)現(xiàn)的物證顯示，在6000年前華山玫瑰和燕山龍相遇的時代，“炎黃子孫”“華夏兒女”“龍的傳人”的概念，便在中華大地生根發(fā)芽，由此催生了中華民族總根系的“直根”。

　　地層中的物證為我們提供了豐厚的信息。華山玫瑰和燕山龍的相遇過程，有裂變、有撞擊、有融合。龍與玫瑰，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偉大的相遇。學者蘇秉琦認為，相遇涉及中國古文化兩個重要區(qū)系：一個是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種標志是玫瑰花，包括枝、葉、蕾、冠或僅花冠等；另一個是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一種標志是龍或龍鱗。它們都有自己的根，都有自己的標識符號。仰韶文化始于距今7000年，紅山文化發(fā)端于距今6500年，都是從自己的祖先那兒衍生或裂變出來的。

　　遼西地區(qū)的興隆洼文化（距今8200—7200年）和趙寶溝文化（距今7200—6400年）是紅山文化的重要源頭。在興隆洼文化查海遺址的聚落中心發(fā)現(xiàn)的巨型石堆龍，全長19.7米，用石塊堆塑而成，是中國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龍形象。興隆洼文化還出現(xiàn)石雕神龍人碑形器，以及類龍紋陶片。具體說來，華山腳下的玫瑰與燕山以北的龍的中間對接點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一帶。出土文物證明，二者結合到一起是在距今5500—5000年的大凌河上游，遼寧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帶。

　　這些龍與花的結合，會使人自然聯(lián)想到今天的“炎黃子孫”“華夏兒女”“龍的傳人”，也就是中華民族。這也說明，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匯合迸發(fā)出文明的火花，并種下了文明發(fā)展的種子。位于黃河南岸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實證了5300年前黃河中游已經(jīng)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區(qū)，也被稱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

　　龍與玫瑰相遇后，晉南一帶的“中國”就把“華”和“龍”等都包攬到一處了。距今4300—4000年的山西陶寺遺址的遺存，有黃河中游華山、東部泰山、北方燕山三個主根，還有來自太湖及其他區(qū)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北方紅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響。陜西石峁遺址是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大的史前城址，皇城臺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河南二里頭遺址距今3800—3500年，是中國同時期規(guī)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二里頭時期，稻作農(nóng)業(yè)比旱作農(nóng)業(yè)多，水稻的貢獻超過了粟和黍。

　　從地緣視角看，黃河兩岸中原文明的形成就像吸納了來自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文化因素，具有明顯的合成性。這里深受來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響，北方文明的南下影響形成一個Y形通道，即遼西文明和內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過山西晉地到達晉南的通道，這個Y形通道就是學者蘇秉琦眼里的中華文明多根系中關鍵性的“直根”。此時，若把黃帝理解為一個象征性符號，那么，以黃帝為代表的早期中國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同祖先，或者說是Y形通道所形成的中國核心文明的共同祖先。史書記載，夏代以前有堯、舜、禹，他們的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此時，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紅山文化的“龍”，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

　　就這樣，相聚催生了“中國”。

　　呈現(xiàn)中華民族在五大文化帶的延綿發(fā)展

　　中華文明是在“河流”中孕育和發(fā)展的。中國地處亞歐大陸的東端，東面是煙波浩渺的太平洋，西面有高聳云端的帕米爾高原、阿爾泰山等屏障，西南則是青藏高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再北是凍土地帶，形成一個半封閉地理單元，中華民族的先人有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生存空間。其內部，自然環(huán)境又存在很大的差異性，長江、黃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又把東南西北的族群連在一起，使得數(shù)千年來大家必須相互依存。經(jīng)過演進，在“滾雪球”般的拓展中，黃河文化帶、長江文化帶、珠江文化帶、長城文化帶、大運河文化帶陸續(xù)形成。

　　五大文化帶是一個個動態(tài)開放的系統(tǒng)，內部和外部循環(huán)流動、交流，成為中國數(shù)千年來社會、經(jīng)濟、文化和人員遷移流動的大通道，并起到了調節(jié)和平衡中國東西南北社會、經(jīng)濟、文化差異的作用，成為支撐著中華民族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因子和戰(zhàn)略資源，是炎黃子孫5000年綿延發(fā)展的地緣優(yōu)勢。

　　學者王巍強調，文明的存續(xù)發(fā)展必須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支撐。近年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取得了豐厚的考古物證，實證了炎黃子孫在中國五大文化帶上相互依存發(fā)展的演進歷程。

　　距今10000年前后，中華文明奠基。距今13000—10000年的湖南玉蟾巖遺址、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huán)遺址、廣西甑皮巖遺址，出土了稻的植硅體，而在北京東胡林遺址出土了距今10000—9000年的炭化粟和黍。距今10000年，浙江上山遺址出土了栽培稻和紅陶器、石器。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生使各地出現(xiàn)了小型的定居村落，為文明的產(chǎn)生奠定了基礎。距今8000年前后，中華文明起源開啟。因氣候溫暖濕潤，稻作農(nóng)業(yè)向北傳播到淮河下游地區(qū)，粟作農(nóng)業(yè)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并逐漸形成“南稻北粟”的農(nóng)業(yè)分布格局。在河南賈湖、內蒙古興隆洼等遺址，出現(xiàn)極少數(shù)規(guī)模較大、隨葬玉器或綠松石器的墓葬，說明社會已經(jīng)出現(xiàn)分化，并出現(xiàn)了“以玉為美”的觀念。距今5800年前后，中華文明起源加速。中華大地上相繼出現(xiàn)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各地的手工業(yè)也取得了顯著進步，出現(xiàn)了質地堅實、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遼寧牛河梁遺址共存的玉龍、女神廟、高等級墓地和祭壇等一起形成“壇廟冢”的獨特結構，被稱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此時，人們的精神生活逐漸豐富。距今5200年前后，中華大地進入文明階段。焦家、良渚等遺址均屬這一時期。良渚古城是當時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都邑，建有當時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水利調節(jié)系統(tǒng)。焦家遺址新發(fā)現(xiàn)的高等級墓葬有多重棺槨和隨葬玉石陶禮器，是中華文明禮制物化表現(xiàn)形式的源頭之一。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黃河中游地區(qū)的勢力集團在與周圍其他力量對比中逐漸占據(jù)優(yōu)勢，山西陶寺和陜西石峁兩座巨型都邑相繼出現(xiàn)。此時，中原和北方地區(qū)后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fā)展。這也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奠定了炎黃子孫發(fā)展的基礎。距今3800年前后，進入王朝時代。在夏王朝建立時，以嵩山東南麓為中心的區(qū)域，出現(xiàn)了十余座大型城址。河南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等遺址，見證了中華文明進入以中原為中心的新階段。商朝的政治勢力與文化影響東到大海，西及隴山，南跨江漢，北至燕山。和二里頭遺址一樣，殷墟沒有防御性城郭，“大都無城”凸顯了廣域王權國家強盛的國勢。距今3000年，王權鞏固。西周以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為特征的文明形態(tài)，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國家結構，進一步強化了夏商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距今2600—2200年前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與古希臘、古印度同時發(fā)生“軸心時代”人文精神的覺醒。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在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后，漢蜀錦“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青銅鏡“中國大寧，子孫益昌”等物證，彰顯了“大一統(tǒng)”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最高價值和理想。

　　炎黃子孫相互依存和發(fā)展的過程，呈現(xiàn)出諸多中國特色。如在歷史大動蕩時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五胡入華”。五胡是游牧民族，與歐洲所謂的蠻族入侵不一樣，更多的是帶來北方民族充滿活力的氣質與氣魄。大唐盛世的諸多業(yè)績也源于北朝。可以說，北方草原民族不僅為中華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還帶來了歐亞大陸草原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樣的演進歷程使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

　　值得關注的是，本書其實正在參與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國際傳播實踐。眺望世界文明大花園，中華民族這邊風景獨好。華夏兒女正在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建設現(xiàn)代化強國，走向人類文明的星辰大海。

　　(作者：翁淮南，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