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景雷（遼寧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黨組書記）

　　津子圍的長篇小說《大遼河》（春風文藝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fā)布的“中國好書”2023年12月推薦書目），是一部立足遼河流域，多方位描摹流域文明、歷史變遷和現(xiàn)實省思的探索之作。小說使用多線并進的方式結構故事和推進敘事，并通過歷史演義與現(xiàn)實觀照相互交織的方式，來呈現(xiàn)創(chuàng)作追求和思想主題，顯示出作者較為高超的題材把握和全視角的敘事能力。

　　在歷史敘事層面，作者選取遼河流域中不同的八個地點作為敘事基點來統(tǒng)攝整個遼河流域。這些地點既包括遼河源頭的東、西遼河，也包括遼河干流的中游、下游和其他支流。每一個敘事基點的選擇，幾乎都暗含了某種文明類型或者文明變遷。同時，這八個敘事基點又分別對應了八個歷史時段，作者在基于史實考辨基礎上展開想象性敘事，盡最大可能進行歷史還原，使我們得以窺見不同歷史時期遼河流域的世俗人情和傳統(tǒng)風貌。小說將地域、時代、故事三者巧妙結合，既相互勾連，又各具形態(tài)，使簡約順暢的敘事具有深邃性和厚重性，契合流域文明形成發(fā)展過程中的延展與變遷。小說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沒有確切的名字，均是二哥、三哥、四叔、堂弟、老舅、堂妹、二姨、三姐、四哥等身份出場。這種以族屬血親的方式來命名故事的主要人物，不僅使所有敘事具有穿越時空、超越當下的藝術功效，而且深刻地凸顯了作者努力營造中華一家親的創(chuàng)作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統(tǒng)一性。

　　總體而言，《大遼河》歷史敘事部分呈現(xiàn)了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小說自始至終貫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東北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在歷史流轉和變遷過程中，曾經(jīng)有數(shù)十個少數(shù)民族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先后建立起多個較有影響的少數(shù)民族地方政權。在這些地方政權的建立與更迭過程中，北方各少數(shù)民族不斷融合，南北方文化相互交流，共同促進東北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和社會進步。作者注意到了這樣一種歷史狀況，不斷在各章敘事當中予以呈現(xiàn)。二是小說自始至終貫穿了生命意識。作者關注如何讓文明和文化傳統(tǒng)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不斷釋放與傳承。八個故事都是關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為了維護這日常生活所可能爭取到的生存權利。作者努力在日常生活中還原歷史情境和不同時代的風俗、傳統(tǒng)，既包括倫理綱常和尊卑秩序，也包括生活儀式和愛恨情仇。不管是哪一個歷史時期的故事，作者都為他們賦予無差別的人間煙火氣。作者認識到，正是這樣的平民生活和人間煙火，為流域文明的沉淀、傳承、交流提供了基本的載體。三是小說始終為敘事賦予動態(tài)勢能。如果從一個基點出發(fā)去描述某個流域文明，那么很難處理好敘事上動與靜的關系，或者說寫靜容易寫動難。在這部小說中，作者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無論是八個基點的選擇還是歷史故事年代的確定，作者都有充分的考量，并與自然條件下流域地理變遷相結合。時代變化、文明發(fā)展與流域地理變遷相互依存，使整個敘事充滿了向前奔涌的勢能，給讀者帶來一種非常新鮮的閱讀體驗。當然，《大遼河》也寫流域文明之“靜”。小說中始終有一個關于“龍鳳玉佩”若隱若現(xiàn)的線索，結尾處作者通過這枚玉佩將我們帶到紅山文化當中，帶到遼河流域文明的源頭之中。“龍鳳玉佩”這一靜態(tài)文化符號在歷史敘事中從遠古至今的流轉、穿越，為《大遼河》這部小說的成功奠定文化認同的基礎。

　　現(xiàn)實層面的敘事也是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含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實地考察經(jīng)歷。作者或者將現(xiàn)實敘事置于各個歷史故事之前，或者置于其后，在每一章中形成兩種話語方式，并使之成為隱性的相互交織與補充的對話關系。這是《大遼河》提供的另一種新鮮經(jīng)驗。從文學史上看，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交織，文獻的旁征博引和實地田野調(diào)查補充的敘事模式并不鮮見，而《大遼河》的特別之處在于，關于流域文明的文獻征引和歷史地理的實地考察充滿了學術氣息與哲學思辨意味。作者不斷地從現(xiàn)實境況向歷史回溯，在總體性上為歷史敘事提供背景，同時也站在當下的立場對歷史進程展開反思，在更為現(xiàn)代的層面完成與遠古文明的相互凝望。

　　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大遼河》是流域文明書寫的一次新探索，為讀者提供了新鮮的藝術經(jīng)驗和歷史體驗，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文學創(chuàng)作路徑和姿態(tài)。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作品的有效敘事中得到鮮明的體現(xiàn)。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