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母親余曼貞

1948年作家書屋版《母親》

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版《母親》

1923年，丁玲在常德。

余曼貞

1911年，余曼貞（右一）在常德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時與中國婦女革命先驅向警予（左三）等同班好友合影。

　　丁玲是中國現代著名女作家。在“五四”時代，丁玲以書寫人的覺醒、女性的覺醒一舉成名。值得注意的是，她一直敏銳捕捉社會風云激蕩，時刻關注女性的獨立自主，將之放置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宏闊視野中。今年逢其120周年誕辰，又值三八婦女節(jié)之際，再讀丁玲文學作品，特別是她以自己母親余曼貞為原型而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母親》，回望母女二人前后相繼的人生道路，可為當下提供啟發(fā)和借鑒。

　　1936年，丁玲逃離國民黨的囚禁，經長途跋涉來到陜北保安，是第一個抵達中共中央蘇區(qū)的知名作家，因此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為之寫下《臨江仙》詞，其中“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一句尤為膾炙人口。所謂“文小姐”不僅以文學為業(yè)，而且出身書香世家。丁玲常說自己出生于“一個地主家庭”，實際上她的祖輩以及至親的父舅叔伯都走讀書取仕之路，屬于傳統士紳階層。丁玲為人為文始終無法脫離早年耳濡目染的家族文化氛圍。

　　丁玲的父系蔣氏、母系余氏，都是湖南地方上的望族。她的父親蔣保黔早逝，母親余曼貞不顧世俗眼光奮起求學，演繹了一部人生傳奇。丁玲對母親不吝贊美：“母親一生的奮斗，對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個堅強、熱情、勤奮、努力、能吃苦而又豁達的婦女，是一個偉大的母親。”她的長篇小說《母親》便以對自己影響至深的母親為原型，女主人公“曼貞”更是直接與丁母同名。這部小說將時代、社會之變融入心靈史，既講述女性成長故事，也呈現士紳文化沒落及轉型的歷史。出身傳統士紳階層卻另覓新路的丁玲及母親余曼貞，以真實經歷補充、拓展小說的想象世界，讓文學與現實之間形成有意味的對照?！赌赣H》的文本內外，有勇猛的反叛，有沉郁中的游移，有情不自禁的回首凝眸，有積極深刻的內省反思……積淀著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女性經驗，鑄成氣勢恢宏的家國史詩。

　　世家大族的“繁華夢”

　　丁玲原名蔣冰之，1904年出生在湖南常德臨澧縣。她在成年后，受“五四運動”的“廢姓”風潮影響改名易姓。丁玲的父系蔣氏、母系余氏都是常德聞名的大家族。丁母余曼貞晚年寫回憶錄（《丁母回憶錄》收入《丁玲全集》），把自己在余家成長以及嫁入蔣家的前幾年歲月稱為“繁華夢”，既可見美好愜意，也可見美好易逝、終究夢醒。

　　丁玲父親蔣保黔所在的“安福蔣家”（臨澧舊稱“安福”）源遠流長，尤其令人矚目。明朝初年，蔣家先祖蔣官一因平定苗疆立功，安家于湘黔交界處，此后子孫繁衍。據丁玲說安?？h蔣家是湘西一帶遠近聞名的大戶：

　　在我的爺爺時代，據說那些爺爺們，這房、那房、遠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連姓蔣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無從知道，只知道凡是安福縣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蔣。

　　蔣家富甲一方因為廣有田產房屋商鋪等，但更重要的是眾多子弟讀書應試、官宦輩出，保證著家族的榮光延續(xù)。且不說安?？h每年在正額之外特意給蔣家留出兩個秀才名額，丁玲的幾位近祖都是科場幸運兒，考取高階功名出任重要官職。她的曾祖父蔣徵瑞考中進士，以二品官銜督辦財賦。祖父蔣定禮考取拔貢，官至知府。到了父親蔣保黔這一代遭遇科舉被廢，喪失原先的進身之階，這個大家族終于難以為繼、走向破落。

　　丁母余曼貞的家族雖不如蔣氏煊赫，卻也是詩禮傳家的門第。丁玲的外祖父余澤春“是一個宿儒，后為拔貢，做過知府”，多年開館教學，門生眾多。后來即使擔任云南知府、官從四品，生活上還是盡量簡樸。這樣的家庭氛圍，為丁母的中年奮進打下了底子：“我母親幼年得與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讀書，后又隨她的姊姊們學習畫畫、寫詩、吹簫、下棋、看小說，對于舊社會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規(guī)矩，總算有了一點突破，為她后來進學校，在教育界奮斗十余年，以及熬過長時期的貧困孤寡的生活打下了基礎。”

　　余曼貞盡管自小家教嚴格，童年生活卻并不單調。余澤春夫婦視她為掌上明珠，她常常伏于母親膝頭，聽父親講述圣賢遺跡。若家中宴客親友，必讓她侍坐陪飲。父親賞花時，她便舉杯相陪，“量可飲花雕七八斤”。不同于其他未出遠門的閨閣女兒，余曼貞十來歲便跟隨家人從常德來到云南，與任上的父親相聚。一路南下，她見識了許多以前從未見過的風景和民俗。到達云南后，她玩伴眾多，也常在父親的書房中讀書、接受教誨。1942年，余曼貞撰寫回憶錄時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回憶起那時的歲月筆尖含情，溫情的家族生活實在是她內心的美麗風景。

　　蔣保黔迎娶余曼貞，從表面上看是一樁好婚姻。但余曼貞進入蔣家生活后，發(fā)現夫家的外強中干：“（禮節(jié)）過繁而多虛偽，加之規(guī)模大而奢侈”。蔣家大伯病逝，二伯出家，丈夫秉性不壞卻無力承擔家業(yè)，處處彌漫著頹廢氣息：“女則研究刺繡，專務裝飾。男的嗜好尤多，爭競外排場。子弟取得一青襟，則棄書本矣。族丁數千口，生產日繁，無一顧忌者，其所謂夢生醉死者。”

　　客觀看來，蔣保黔不是自甘墮落的紈绔子弟，只是時運不濟的可憐人。他十多歲中秀才，足見早慧。眼見湖南興起留學風潮，他還曾想盡辦法東渡日本求學，因為身體生病、家庭經濟等原因，不得不黯然放棄。蔣保黔遭逢科舉廢除又未能跟上留學新潮，再加上鴉片摧垮身體，還在英年就撒手人寰。他生命的最后幾年，基本靠變賣家產維持生活，心中肯定充滿悲苦與無奈。他臨終對于丁玲母女，還有另一個尚在母胎的小生命——那時丁玲的弟弟還未出生，一定有放不下的惦念。

　　從士紳女眷到現代獨立女性

　　丁母余曼貞人生前三十年的“繁華夢”，由父親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兩部分構成，即便“繁華”種種，畢竟只有士紳女眷的從屬身份。丈夫去世后，她“意外”進入女學堂讀書，逐步成為教師、校長以及常德婦女運動的領袖。余曼貞的經歷是一個傳統閨秀的脫胎換骨，不僅激勵丁玲的成長，也為她后來寫《母親》提供了充足的靈感與素材。

　　1907年蔣保黔逝世，生前留下不少債務，債主紛紛趕上門來。蔣氏家族的叔伯兄弟輕慢寡婦孤女，頗有侵占財產之勢。屋漏偏逢連夜雨，在喪夫之痛的當口，余曼貞突然又接到自己母親去世的噩耗。一連串的打擊讓她難以承受，甚至產生一死了之的念頭。只是顧慮還有身孕，余曼貞有了一番打算：“如若解懷是女，決相從于地下。人生太無味了，惟憐此女（指丁玲——引者注）太作孽了。……以前曾面囑三姊，說我愿意將此女與弟作媳，情關手足，望善待之。”她還是沒能擺脫舊觀念，認為生下男丁才有活下去的意義。余曼貞在絕望中，還安排丁玲“與弟作媳”，做了一樁包辦婚姻。殉夫、定親這樣的事，出現在傳統禮教之家的女性身上倒是情有可原。正如茅盾讀《母親》，評價曼貞是“前一代女性”：“《母親》的獨特的異彩便是表現了‘前一代女性’怎樣艱苦地在‘寂寞中掙扎’”，如同一座“心酸然而壯烈的紀念碑”。無論現實中的余曼貞還是丁玲小說里的曼貞，她們的矛盾、糾結生動反映了歷史人物的真實與有限。

　　余曼貞予以重托的“弟”即丁玲的三舅余笠云。他自小精明強干，從日本學成歸來，在家鄉(xiāng)興辦新學、慈善事業(yè)等，成了地方上的名流。余曼貞獲得新式教育的機會，也很大程度上有賴余笠云的引導促成。他籌辦常德女子師范學堂期間，給服喪中的余曼貞寫信說明招收女學生的情況，令她大為振奮：“我何不投考，與環(huán)境奮斗？自覺絕處逢生，前途有一線之光明。決定將一切難關打破。”

　　余曼貞帶著丁玲與剛出生的幼子返回故里，經過一番苦讀、補習，如愿考入常德女子師范。余曼貞獲得“女學生”身份，從而打開新天地，有了自己的交際圈。她與同學向警予、蔣毅仁等互幫互助、友情融融，結拜為七姐妹。丁玲對母親與她的朋友們留下了深刻記憶：

　　到了春天，舅舅花園里的花幾乎都開了的時候，一天，母親的朋友們又來做客了，七個人占坐了整個書樓。她們在那里向天禮拜，分發(fā)蘭譜。……她們向天叩拜后，互相鞠躬道喜，我舅媽也來向她們祝賀。她們就在書樓上飲酒，憑欄賞花，暢談終日，興致淋漓，既熱鬧，又嚴肅，給我們小孩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使我們對她們充滿了敬愛和羨慕。

　　這些女性間的交往或許未脫閨閣風雅，但難能可貴的是能夠自主選擇與誰交往、如何交往。余曼貞的入學、游園、結交等生活種種，被丁玲以細致筆觸化入文學作品，也對她的內心發(fā)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丁玲在或寄住舅舅家，或跟隨母親讀書、求職的輾轉中，漸漸長大。1921年，丁玲受同學王劍虹鼓勵，起念去上海平民女校就讀。一向進步的舅舅余笠云卻拿出守舊家長的架子，主張她中學畢業(yè)就與兒子完婚，不要到社會上拋頭露面。此時此境，余曼貞站在女兒一邊，認為得尊重丁玲自己的想法。余笠云請來族人商議，雙方僵持不下，中間人也無法勸和。不久后的新年正月間，丁玲與幾個同學不避男客闖入后花園，余笠云當眾斥責她不遵守男女禮防，大有借題發(fā)揮的意思。少年丁玲一氣之下搬出余家，而且寫了一篇文章痛罵舅舅是封建家長、道貌岸然的豪紳。常德《民國日報》隱去作者真實姓名，刊登了這篇“檄文”，令余笠云格外惱火。在激烈的家庭沖突中，母親沒有直接與弟弟撕破臉皮，卻鄭重交予丁玲學費與囑咐，促成她飛向自由廣闊的天地。

　　丁玲談起往事，由衷地感謝母親，稱她是“同志”“知己”：“大家都認為我是大逆不道，大家都責備我母親對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驕傲。”爭取自主是一個曲折的過程，何況弱質。丁玲母女的自主，經由兩代人的合作、接力。丁玲震動文壇，成為著名作家已是后話；余曼貞從謀求獨立到成全女兒遠走，已然不再是一個依附家庭的“女眷”。

　　“寫不完”的《母親》

　　丁玲從小把母親視為偶像，寫一部與之相關的文學作品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以余曼貞為原型的《母親》幾經曲折，最終沒有寫完。丁玲在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遭遇綁架、囚禁、斟酌、顧慮……貫穿著幾十年的人生歲月。按她最初的想法，《母親》全篇約30萬字左右，分為三部分，目前存世的卻只有第一部以及一些殘稿文字。

　　20世紀20年代后期，丁玲在《小說月報》發(fā)表《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小說成名。特別是《莎菲女士的日記》袒露五四先鋒女性的隱秘內心，其大膽、狂狷的氣勢如同給文壇投下一顆炸彈，震驚了眾多讀者和評論者。但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丁玲反復書寫“莎菲模式”，自我感覺進入了瓶頸期。丈夫胡也頻犧牲后，她的政治觀念迅速發(fā)生變化，文學方面更產生了創(chuàng)新的沖動。

　　《母親》是丁玲在個人經驗與情感基礎上觀察并剖析社會現實的產物。1931年，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旋即慘遭殺害。丁玲強忍悲痛，將剛出生不久的兒子祖麟送回家鄉(xiāng)，與母親同住了幾天。這期間她佯裝無事，聽余曼貞講了不少家族里的新故事，目睹了小城的變化。書寫母親及其家族的念頭，在她心里萌發(fā)了。1931年5月，丁玲在光華大學演講時提到將來的寫作計劃：“我曾回家一次，為了我的創(chuàng)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詳詳細細弄個明白。”

　　不久恰逢《大陸新聞》編輯樓適夷約稿，期待她寫些現實主義題材。趁著這個機緣，丁玲決意放棄以往“很吃力的大段大段地描寫”，以“樸實與淺明一點”的方式進行創(chuàng)作。1932年，她以每天千字速度，開始在《大陸新聞》連載《母親》。根據她的自述，小說的整體構思已然成形：“《母親》原打算寫三部……第一部寫她入女校讀書的斗爭，至一九一二年止。第二部是她從事教育事業(yè)的斗爭，至一九二七年止。第三部，寫她在大革命中對于革命失敗的悵然及對前途的向往，和在也頻犧牲后為我們撫育下一代的艱苦（或者這里也夾雜寫自己，寫另一個母親）。”很顯然，丁玲將自己與母親視為一體，有自覺繼承母親志向的責任感。

　　《母親》第一部講述主人公曼貞喪夫、離開夫家、進入學堂的經歷，從晚清寫到辛亥革命發(fā)生。丁玲一改此前擅長的自敘傳方法，盡量鋪陳家族生活、描寫家族所折射的時代、社會之變。小說中的兩大家族于氏、江氏諧音化姓，明顯對應現實中的余、蔣兩大家族。在丁玲筆下，不同身份、年齡、地位、立場的人物紛紛開口說話。他們的對話互相補充，讓小說的感情層次變得豐富且開闊。如年事已高的下人傾向于回憶江家昔日繁盛，老于念念不忘江家老爺少年得志、擔任高官，幺媽則絮絮說起死去的三爺十五歲就做了秀才，鄉(xiāng)里艷羨。至于嫁到江家的曼貞這里，卻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她著眼的是江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現實境遇：“家里幾乎全部都是吃煙的……男人們成天到夜都躺著過日子，女人也跟著學。”

　　丁玲寫《母親》放棄了慣用的意識流獨白，而采取全知敘事，小說的每一部分都呈現不同人物的視角。開頭細細描繪幺媽、老于、秋蟬等下人間的閑談，說明江家三爺逝世、曼貞新寡的境況。忠心耿耿的幺媽哀嘆三爺生前交友不慎、太過揮霍。她還為曼貞打抱不平，斥責平日里要好的親友毫無良心，揭示出家庭內部的風雨飄搖。到第二章，曼貞與女兒小菡的視線聚焦于靈靈坳鄉(xiāng)村春景，小菡以童真的眼睛觀察自然環(huán)境，不知憂慮地自由玩耍，也敏感觀察到大人心中、臉上的愁云籠罩。曼貞在幺媽的開導下，終于有了生的希望，她既能以審美視角觀賞春景，也能從實利的角度將之轉化成生活資料。在新芽萌動的和煦春景中，成人世界與幼童世界得到了較好的相融。小說的后半部分以曼貞的眼光來觀察周遭世界，她返回娘家，在女學堂里經歷精彩、新奇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風潮襲來，整個小城陷入恐懼，曼貞與家族里的人緊張而又茫然地迎來不可預測的未來。

　　正當丁玲的寫作漸入佳境，國民黨政府以嚴控文藝之名查禁《大陸新聞》，致使《母親》失去了發(fā)表陣地。1933年5月，丁玲突然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則徹底打斷了小說創(chuàng)作。在胡也頻犧牲后，丁玲主編左聯刊物《北斗》并加入共產黨。她的家也成了黨內活動的一個機關。國民黨政府將機關破壞，同時將其逮捕。當時社會上傳言紛紛，說丁玲被殺害了。為制造社會輿論，為紀念“被殺害的文學家”，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很快為《母親》出版單行本。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也出面抗議政府，尋求國際友人的援助。一時間，丁玲失蹤的事越鬧越大，《母親》作為“丁玲女士遺作”受到廣泛關注。

　　丁玲聽聞自己留下“遺作”，想必五味雜陳。既然僥幸逃出生天，《母親》也應再續(xù)前情。大約1940至1944年，她著手再寫《母親》。這段時間丁玲在陜甘寧邊區(qū)文協，工作和生活都比較穩(wěn)定安閑。然而時移世易，無論客觀環(huán)境還是人的心境都有了很大變化，她勢必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進行反思、調整。

　　1944年，《新民報》的記者趙超構跟隨中外記者團來到延安并采訪丁玲。趙超構提到一個很有意味的問題：作家應該如何處理生活中的素材，才不使作品顯示出“小資產階級性”呢？丁玲回答比較干脆，“必須站在群眾的觀點去寫”。趙超構再問丁玲，認為自己以前所寫的作品是否還有存在價值，她稍有躊躇，用“觀點不正確”來形容自己的舊作，又說道：“但是那些材料，還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將我從前所作關于我母親的那本小說，用新的觀點重寫一本長篇小說。”丁玲再寫《母親》，已不滿足于先前的觀察、剖析社會現實，而傾向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來組織現實，進而創(chuàng)造現實。

　　《母親》續(xù)篇沒有公開面世，直到丁玲晚年的秘書王增如在整理丁玲遺物時才發(fā)現了一些殘稿。這些文字提綱挈領，還未及細致地敷衍成文。對照丁玲曾自述的思路，殘稿文字屬于原計劃的第三部。按照創(chuàng)作的先后順序，丁玲極有可能寫出了第二部的綱要或全部內容。從殘稿內容來看，仍講述以曼貞為中心的于家、江家的人物及故事。在《母親》第一部著墨不多的兩個人物于三老爺于云卿、江家江文彬，有了更為具體的展開。于云卿影射余笠云，這個在第一部身為開明士紳、振興家族又引導曼貞走上新路的人物令人失望地“黑化”了。他為謀取財產不惜犧牲女兒、侄女，與曼貞、與族中親屬不睦，還鬧到兄弟失和。江文彬在第一部中以多病的少爺形象一閃而過，當身體有所好轉之后，他把家務交給妻子打理，自己進入省城學堂求學。雖然著墨不多，仍可見追求進步的士紳面貌。續(xù)作中的江文彬卻被稱作“地主兼商人、官僚”，行事荒淫、私通仆人甚至毒打家人，淪為一個寡廉鮮恥的人物。

　　如果說《母親》第一部“有意識地用中國文學的體例寫的，像中國傳統小說那樣寫的”，那么丁玲在延安續(xù)寫之時重審家史及家族人物。在她筆下士紳階層的精英屬性消失殆盡，殘稿重點突出平民勞動者。其中的稽查員于佑明是一個此前從未出現、但承載“新的觀點”的人物。盡管他中學畢業(yè)，但并不認為稽查員的差事辱沒了自己學得的知識，總是帶著很濃的興致去完成工作。“他以為即使拉黃包車也是好的，只要靠自己。”殘稿文字把更多的熱情、希望傾注到曼貞身上。隨著1927年國民革命的發(fā)生，母親“對于革命失敗的悵然及對前途的向往”，預示著她思想更新，將以行動投入時代風云。

　　《母親》沒有寫完有不可控制的客觀因素，最主要的還是丁玲自己的思想發(fā)生變化。從舊家庭中走出的“新人”被新的社會潮流吸引，無暇細細追述往事：“我寫的時候，沒有寫完，后來新的生活壓上來了，該寫新的東西了，就老放在那里了。”《母親》的墨跡新舊不一，以追憶舊家族的第一部與思想煥新的殘稿見證著作家主體及其時代的變化。

　　綜觀《母親》的文本內外，丁玲母女的人生道路前后相繼。余曼貞從家庭女眷轉型為獨立職業(yè)女性，丁玲則在母親助力下進入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求學，后來成為作家、革命者、共產黨人。如此兩代人往往被譽為打破封建束縛的反叛者，但不可忽視她們也受惠于舊家族、與中國文化傳統有斬不斷的聯系。

　　在左翼革命知識分子中，不獨丁玲對舊式家庭既決絕又回顧。20世紀30年代初，瞿秋白力排眾議推重魯迅雜文，評價其人其文是“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魯迅深以為然，贈予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聯句。“知己”“同懷”并非虛無縹緲的情不知所起，而是植根于相同的身世經歷。魯、瞿都出身“破落戶”，即衰敗的士紳家族子弟。魯迅痛感“家道中落”，瞿秋白哀慟“一家星散”。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在理智上訣別過往，情感上卻藕斷絲連。20世紀中國革命史上，作為“逆子貳臣”的左翼文人一方面割裂傳統，一方面與之血脈相連，譜寫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獨特且深邃的一頁。

　　（作者：熊權，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