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說】

　　作者：唐小林（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陳俊潔（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人員）

　　洋洋灑灑40余萬字的《晏陽初》，帶讀者重溫了“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波瀾壯闊的一生。與大多數人物傳記“類小說”的風格不同，作者苗勇的寫作好像是站在“編劇”的立場，使文本顯示出影視化的特點。讀罷，就仿佛看完一部長篇歷史正劇。這樣一種介乎小說與劇本之間的敘述方式具有獨特的品格，既帶來陌生感的美學效果，又在讀者接受方面產生重要作用，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典范。

　　苗勇在后記中說：“書店里關于晏陽初的書籍，大多注重史料的收集、鄉(xiāng)村運動的功績，而忽略了對他本人的刻畫。”出于這樣的考慮，《晏陽初》沒有著重介紹平民教育運動的舉措，而是以大量文學想象對角色形象進行填充，致力于以精神品質展現晏陽初的個人魅力，著力描寫他的為民情懷與愛國情操，使一個平民教育英雄的形象躍然紙上。

　　幼時晏陽初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年齡卻在做苦力的田二娃，心中埋下一粒同情勞工的種子。讀書后他主動請愿去法國戰(zhàn)場為華工服務，目睹同胞悲慘的遭遇心痛而憤怒，據理力爭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并將此次經歷整理成資料供巴黎和會中國代表使用。在城市開展平教運動時，陌生小姑娘一句“什么時候你們到鄉(xiāng)下教我們鄉(xiāng)下人寫字呢”打動了他的心，掛念著農民同胞，他將識字教育帶進鄉(xiāng)村。通過設計這些具體的情節(jié)，苗勇賦予晏陽初鮮活豐盈的肉身，我們看到他是如此感性，愛著身邊每一個具象的人，同國家的命運共悲歡，與他人的遭遇同感受。

　　書中描寫定縣試驗時，鏡頭不再聚焦主角，而是以不同的角度平行拍攝孫伏園置辦農村讀物、馮銳挑選新糧種、姚尋源改良醫(yī)療環(huán)境等畫面，轉而雕刻歷史群像。此時，晏陽初只是劇情的串聯者，每個角色才是他們各自篇章的主角。這些人物個個自愿奉獻、一心為民，以合力形成一代平教人的共同性格，構成了那個年代為改善農民處境自愿放棄優(yōu)越生活、融入農村貼近農民、狠抓實干的知識分子群像。

　　用晏陽初與平教會同人的信念來解釋鄉(xiāng)村平教運動的發(fā)生，解釋歷史發(fā)展的邏輯，顯示了歷史正劇的特色。以精神為骨塑造人物形象的寫作手法，把平教運動的歷史性格化，賦予那個時代特有的氣質風貌，使讀者自發(fā)地產生共情。

　　除了人物塑造，《晏陽初》的影視化寫作還表現為大量運用跨媒介語言。這首先表現在以詩、歌入文烘托情感氛圍。這里主要強調詩、歌與人物畫面的搭配，好比影視劇中的背景音樂，調動讀者的感官來傳遞相應的情感，引入巴中的詩、“背二哥”唱的山歌都是如此。當然，音畫同步最精彩的一幕，應當是到達定縣后同人們合唱會歌的場景，簡陋的辦公室里大家一同吟唱“喚醒舊邦人，大家一起做新民”，振奮人心的歌詞展現出年輕知識分子立志變革的理想抱負。幾十年后，國際鄉(xiāng)村改造運動受挫，晏陽初仍然不斷高唱《中華平民教育歌》以勉勵自己。

　　其次表現在遠景切近景的拍攝角度。每次敘述平民教育運動開展到一個新地方或是推行一個新舉措時，苗勇都會采用慣用的鏡頭語言，往往是先描繪一個模糊的遠景，再將鏡頭拉近，點明清晰的人物主題。比如定縣試驗的開頭，先寫村里小孩子“看到一支騎著毛驢的長長隊伍走了過來”，然后才點明這是前來工作的平教會同人。描寫改革時，則常寫村民們遠遠看見田間地頭有城里先生的身影，后來才發(fā)現那正是在實地考察的晏陽初或其他角色。

　　再次表現在中斷劇情的介紹與總結。凡有歷史人物登場，苗勇都會插入涵蓋生平、職位、主要成就等信息的正式介紹，最長達到兩大段。這樣的篇幅顯然會中斷劇情的連貫，但與歷史劇中新角色出場時附有人物身份字幕的定格鏡頭非常相似，為讀者普及歷史知識的同時期待讀者對時代產生更大的興趣。此外，作者多次出場對劇情發(fā)展進行抒情性的總結評論，恰如歷史劇中進行補充說明的旁白，為讀者厘清歷史脈絡起著引導作用。

　　音樂、旁白的加入，畫面的停頓定格，拍攝手法的選擇，這些影視劇的特點融入傳記的寫作中，超出了人們對這一文體的既有認知，帶有陌生感的美學效果?？缑浇榈臄⑹霎a生動態(tài)的視點，在腦海中定格為有音樂、解說字幕、角度變換或一鏡到底的動態(tài)畫面。

　　苗勇在專訪時說，“晏陽初精神品質的回歸，以及我們對他實踐經驗的總結、繼承”是一種必然。苗勇立足于當代中國，認為平教運動的理論對當下鄉(xiāng)村振興有借鑒意義，晏陽初的家國情懷和務實作風值得學習。

　　以精神品質刻畫人物形象，以經典畫面樹立模范典型，最終是為了激勵讀者。書中很多情節(jié)無關平民教育家的身份，苗勇卻精心揣摩人物臺詞，賦予其振奮人心的特點，使晏陽初活生生地出現在讀者眼前，以此激發(fā)讀者的愛國情懷。

　　而就晏陽初平民教育的事業(yè)主線來說，苗勇把歷史轉化為正在進行時，把過去的文稿復原為人物互動的動態(tài)場景，再現演講和采訪的“現場”，以角色之口慷慨激昂地談論平民教育工作的內容，而非照搬史料。書中反復出現的細節(jié)特寫，比如晏陽初不愿乘坐汽車、出行只騎單車，平教會同人下鄉(xiāng)后學說方言、身材變得黑瘦、與鄉(xiāng)親們親切交談等等，都旨在通過高頻次的鏡頭復現使晏陽初等人的高大形象在讀者腦海中扎根。類似攝影的寫作讓過往的歷史鮮活，以更生動的形式成為當今紅色教育與鄉(xiāng)村工作的示例。

　　相較于過去傳記固有的寫法，《晏陽初》的影視化寫作跨越媒介還原歷史場景，拉近了讀者與歷史的距離，更具親切感和吸引力。直觀的畫面、抒情的氛圍避免了落入說教的窠臼，講好了這個中國故事。今天民族復興與鄉(xiāng)村振興的偉大實踐，正是這一故事的精彩延續(xù)。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2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