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中工網(wǎng)記者 王維硯

　　閱讀提示

　　普通勞動者的自我書寫植根于現(xiàn)實世界，并非僅僅記錄一己之悲歡，還具有公共維度的價值追求，讓眾多讀者仿佛看到“世界上另一個我”。

　　走南闖北，輾轉(zhuǎn)于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做過快遞員、夜班揀貨工人、保安、面包店學徒、便利店店員、自行車銷售、加油站加油工……

　　44歲的胡安焉將自己打工生活的甘苦化作真誠的自述，于是就有了今年4月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湖南文藝出版社）。這本非虛構作品集，在豆瓣評分8.3，連續(xù)數(shù)周位列豆瓣一周熱門圖書榜榜首。

　　讀者對這本書的關注，始于對經(jīng)常接觸卻又鮮少交往的“小人物”的好奇。而胡安焉的文字像是推開了一扇“后窗”，讓讀者窺見了打工者內(nèi)心“隱秘的角落”。

　　“當小人物拿起筆，整個世界都敞開了”“謝謝你把我們的經(jīng)歷寫出來”……胡安焉記錄下的平凡人的辛勞、溫情和正氣，也在讀者內(nèi)心引發(fā)了一場“核爆”。

　　19份工作和一次約稿

　　?？飘厴I(yè)踏入社會后，胡安焉反復處在打工和寫作兩種狀態(tài)中。

　　他從2009年開始寫小說，曾有近3年時間專職在家讀書和寫作，但稿費微薄，遠遠無法以此為生。而當他忙于生計時，寫作便被暫時擱置。

　　不過，在打工的日子里，與寫作有關的意識仍然在他的身體里滋長、發(fā)酵。

　　過去20年間，胡安焉輾轉(zhuǎn)多地，干過酒店服務生、保安、面包店學徒等19份工作。直到2019年底，他所在的快遞公司關停，在北京送快遞，成為他打的最后一份工。

　　2020年初，在家待業(yè)的胡安焉寫了一些隨筆發(fā)表在網(wǎng)絡上。其中一篇記錄他在廣東某物流園當夜班理貨員經(jīng)歷的文章《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出乎意料地成了豆瓣“頂流”，累計有超過百萬人次閱讀。浦睿文化的圖書編輯普照就是讀者之一，“覺得很好，還轉(zhuǎn)發(fā)到了公司的選題群里。”

　　后來，胡安焉把在北京送快遞的經(jīng)歷寫成《我在北京派快件》，發(fā)表在了《讀庫2103》上。也是在這時，他收到了普照的約稿邀請。

　　2021年7月，普照在豆瓣讀到胡安焉寫的《在上海打工的回憶》后，一股“精神為之一振”的“心流”讓他立刻給胡安焉發(fā)了郵件。彼時，一本關于打工者的書在普照腦子里有了模糊的樣子。

　　在16萬字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中，胡安焉對3篇“出圈”長文進行了擴寫和修訂，同時，也對早年的其他工作經(jīng)歷進行了梳理和反芻，完整記錄下了一個打工者的20年。

　　“世另我”的共鳴

　　5月28日晚，在北京的一家書店里，《我在北京送快遞》和《趕時間的人》占據(jù)了“C位”。胡安焉和“外賣詩人”王計兵帶著各自的新書，圍繞“在勞動與寫作之間”和讀者交流。

　　對于胡安焉的很多讀者來說，確實是“送快遞”這個帶有勞動色彩的關鍵詞，讓這本書從眾多圖書封面中“跳”了出來。

　　在胡安焉“打工日記”式的紀實文字里，他觀察和分析每份工作中遇到的上司、同事和顧客，講述自己在職場遇到的倒霉事兒，也寫下對工作的感受、對人生的思考——

　　初入社會時，面對身邊同學的改變，他感嘆：“我懷疑他們早在還是個學生時，身體里就已經(jīng)藏了一個成人。于是踏入社會后，他們只要輕松地把學生的表皮撕下來，變化就立刻完成。”

　　在北京送快遞時，因為快件被偷他賠了1000元，他形容當時的感受：“幾乎喪失了把活兒干完的動力。像被一列火車迎頭撞翻在地，精神上再也爬不起來……”

　　這些文字也仿佛一面面鏡子，讓讀者看到了“我們”。

　　在這場分享會的互動環(huán)節(jié)，北京一所高校的研二學生高天翔講起了他從胡安焉的書中獲得的精神力量。

　　胡安焉在書中提到，他做服裝店店員時，曾為了保持“店內(nèi)團結(jié)”，故意吃虧，討好同事，他后來對此進行了反思：“想討好所有人的沖動是盲目和徒勞的……你根本沒必要向一個真誠的人證明你的真誠。”性格不爭不搶、同樣有過類似工作經(jīng)歷的高天翔，瞬間被這些文字“擊中”。

　　與讀者交流時，胡安焉不止一次聽到過“世另我”這個網(wǎng)絡詞匯，這種仿佛看到“世界上另一個我”的共鳴反饋，讓他感到溫暖。

　　被看見的勞動者

　　近幾年，余秀華、范雨素、王計兵等曾以體力勞動為生的打工者，不再只是被書寫的對象。他們拿起筆對準自己，審視、記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們富有文學性的自我表達被很多讀者喜歡，其中《勞動者的星辰》等作品還登上了暢銷書榜單。

　　“勞動者自我書寫的作品并不罕見，但是能‘出圈’的并不多。”“勞動者的自我表達”是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新聞傳播學系主任、副教授吳麟長期關注的課題，在她看來，這類作品的“走紅”是一種社會意義上“可見性”的提升，意味著普通勞動者媒介話語權的改善。

　　從這些“走紅”的作品中，吳麟感受到了時代性、公共性與故事性的交光互影。“這些作品植根于現(xiàn)實世界，將個人境遇與時代洪流勾連，使微觀個體經(jīng)歷成為理解宏觀時代結(jié)構的切片。它們并非僅僅記錄一己之悲歡，還具有公共維度的價值追求，探尋公平正義邊界、呼喚勞動者的尊嚴。”

　　“喜歡聽故事是人類的天性，當勞動者以鮮活文字來記錄個體境況、觀察世間百態(tài)，這個實踐本身就是不尋常的故事。”吳麟說。

　　吳麟還發(fā)現(xiàn)，除了抗爭、苦難，與以往相比，普通勞動者的表達有了更多元的主題和更廣闊的視野。

　　正如胡安焉在書的結(jié)尾所寫：“事實上，今天我對自己所有的打工經(jīng)歷，只懷有感激和懷念，沒有絲毫的不滿和怨忿——我承認曾經(jīng)有過，但已經(jīng)全部放下了。因為從更多的生活經(jīng)驗中，我逐漸認識到，懷著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