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27日電2023年7月11日，歐洲知名小說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作者米蘭·昆德拉在巴黎去世，享年94歲。昆德拉曾六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的作品自上世紀80年代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其后幾十年都持續(xù)獲得中國讀者喜愛。昆德拉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作家？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中文譯者許鈞近日接受《歐洲時報》專訪時以譯者的角度對昆德拉進行追憶。在許鈞看來，昆德拉的作品最吸引人的是他對于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許鈞認為，人在每個年齡階段都可以閱讀昆德拉，并且總會有新的感悟?，F將原文轉載如下：

　　許鈞接受視頻專訪。視頻截圖

　　許鈞。受訪者供圖

　　“從普通讀者到同處一個時空”

　　北京時間7月12日下午5時左右，許鈞接連收到了兩位學者朋友發(fā)來的短信，告訴他米蘭·昆德拉去世的消息?；仡欁约寒敃r的心情，他用“比較平靜”來形容。“一個94歲的老人，他走的時候應該是平靜的，所以我的心情也是平靜的。”

　　許鈞出生于1954年。過去幾年，一批有影響力的翻譯家與當代作家接連離世，給了他非常大的震動，因此，當得知昆德拉也去世的消息，“回過頭來想一想，啊，又走了一個。”

　　對中國讀書界來說，昆德拉是一個常在的人物。他出生于1929年，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其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出版于1984年，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1987年，作家韓少功與姐姐韓剛把這部書譯為中文，其后，昆德拉的其它作品也被迅速介紹進中國。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真的是一股‘昆德拉熱’。”許鈞回憶，那時他也閱讀了昆德拉的作品，不過，由于當時埋首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工作，當時的他并不覺得昆德拉是個多么一流的作家。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許鈞在一次社科項目做評審時遇到了一個想要研究昆德拉的年輕學者。“他大學畢業(yè)沒多久，甚至都不是學法語的，但他提出的對昆德拉的理解打動了我，或者說，拓展了我的眼界。”許鈞介紹，這位年輕人名叫李鳳亮，之后成為深圳大學副校長，他也是中國研究昆德拉最好的學者之一。

　　許鈞借機閱讀了一些有關昆德拉的材料，他驚訝地發(fā)現，自己曾和昆德拉同處一個時空中。1975年，“布拉格之春”失敗后，昆德拉因第一部小說《玩笑》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被全面封殺，他決心移居法國，第二年8月底，許鈞也抵達法國留學，他們都在雷恩二大文學院，一個任教，一個讀書。他還發(fā)現，昆德拉的法語有濃厚的東歐口音，一聽就是外國人，這都令他感到十分親切。

　　就這樣，一點點的，他逐步增加對這一文壇巨擘的了解。

　　重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生命”一詞又貼近生活，又詩意

　　昆德拉是這個世界上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成功隱身”的作家。只“用作品說話”的他，對自己作品的翻譯極其重視。

　　“只要是他能讀得懂的語言，能夠介入翻譯的，他都會介入翻譯。”許鈞介紹，昆德拉參與了自己許多作品的英文譯本的修訂，法文譯本就更多。移居法國后，昆德拉親自修訂了所有作品的法文版本，并認為它們“與原文具有同等價值”，從此要求所有外語翻譯都以法文版為底稿。

　　200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拿著昆德拉13部作品的翻譯授權回到中國。他找到了一批實力優(yōu)秀、口碑響亮、經驗豐富的法語翻譯家，許鈞就是其中之一。

　　那時的許鈞在南京大學任教，他17歲開始學法語，20多歲就開始從事翻譯工作，不僅翻譯過普魯斯特、巴爾扎克、雨果等文學巨匠的作品，也熱衷“參與經典的創(chuàng)造”，翻譯當代作家的作品，比如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J.M.G.LeClézio)，后者在2008年獲得諾貝爾獎。起初，許鈞沒有立刻答應。一方面是他手頭工作很多，另一方面，他覺得“昆德拉熱”當時在中國方興未艾，“想退一退，冷靜思考一下”。

　　不過，許鈞還是重新閱讀了昆德拉的作品，不僅有法語和英文版本，還包括李鳳亮主編的長達四五十萬字的昆德拉資料集，以及兩岸文學批評家的眾多分析文章。他漸漸對昆德拉又有了新的認識。

　　“讀完之后，昆德拉的文筆給我沖擊很大。首先是他用詞準確，很少用形容詞，句子結構非常簡潔。他小說的結構，那種分段方式也十分吸引我。”通過對比，許鈞發(fā)現此前從英文翻譯而來的版本與這次拿到的法文定本確實有一定差異，對一些詞匯和文本，他也有不同理解，于是，他最終答應了翻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請求。

　　許鈞說，翻譯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他請教過許多翻譯家，最讓他記憶猶新的是與著名翻譯家施康強的一次交談。當時的全書已經翻譯完成，施康強因公務去往南京，他們就書名的翻譯方法展開了討論。

　　“我是一個直譯派，比較贊同昆德拉的意見，認為譯文應該忠實原文。所以我想把書名按字面意思翻譯成《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de l'être)，”許鈞回憶，“但施康強先生對我說，‘生命’這個詞在中國更‘活’，既哲學，又貼近生活，又詩意。另外，此前的譯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已經在中國受到了認可，因此不建議我改為‘存在’。”

　　迄今為止，這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銷量已突破300萬冊。而重譯本的翻譯經歷至今成為中國翻譯史上的一段故事。

　　“翻譯可以說延續(xù)了昆德拉的生命”

　　初到法國時，昆德拉用捷、法雙語寫作。上世紀90年代后，他開始只出版法語作品。許多觀點認為，昆德拉用“第二母語”法語寫作的作品難以與他此前的作品相媲美。而許鈞認為，從語言的角度來說，昆德拉作品中一直存在著連續(xù)性。他引用法蘭西學院唯一一位華裔院士程抱一(Francois Cheng)舉例。“同樣用第二外語寫作，程抱一的表達極其細膩，而昆德拉簡潔的用詞仿佛武器，具有直接的穿透力，兩者的風格極其不同。”

　　許鈞指出，昆德拉能夠把樂曲中“變奏”“聲部”的概念用于小說敘事；他擅長用荒誕玩笑化解宏大敘事的嚴肅，形成獨特的“清醒的自嘲”；他精于論述、擅長引經據典……這些能力都不以語言為轉移。

　　昆德拉也被稱為“背井離鄉(xiāng)”的作家。1979年，《笑忘書》在法國出版后，捷克政府取消了他的國籍，直到2019年才最終恢復。昆德拉的一些行為，比如他獲得了捷克國家文學獎卻沒有去領獎，被指為是作家在刻意與故國割斷聯系。

　　但在許鈞眼中，昆德拉是一位世界公民。即使昆德拉用捷克語寫作時，他的小說所探討的東西也是圍繞整個歐洲的。“可以說，昆德拉對小說寫作的追求突破了他在捷克的存在……等他到了法國，他的小說更是國際性的、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他選擇用法語寫作，不是被迫的，而是自由、自然的一種選擇。”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一直認為翻譯成就了昆德拉。”許鈞說，假設昆德拉一直用捷克語寫作，他的讀者可能遠不會有現在這么多，“如果沒有翻譯，昆德拉也許早已經‘死’去了。”

　　“通過閱讀他的作品讓我們成為朋友”

　　從個人角度出發(fā)，許鈞對昆德拉最欣賞的是他關于生命的思考。“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真正吸引我讀下去的是他對于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靈與肉，輕與重，偶然與必然。”

　　許鈞說，昆德拉的小說往往會設定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以哲學思辨問題開頭，但是他之后所寫的卻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讀者看著這些人是如何在一連串的偶然下一步步走向命運的必然，走向令人噓唏的宿命。“你讀他的小說，你會把自己放進去。他直抵你的心結，一定會引起你的共鳴。”

　　而這些共鳴是不分年齡段的。許鈞覺得，人在每個年齡階段閱讀昆德拉都會有不同的感悟。“他的作品是可以常讀，也是常新的。”

　　作為譯者，許鈞坦言與作家通過翻譯工作成為朋友是一種“幸福的奇遇”，至于昆德拉，他也曾有許多與他面對面的機會，但他選擇不打擾這位作家的生活。“走進一個作家，可以通過書里，也可以通過書外。但作家是不同的。”許鈞說，“我與昆德拉雖然沒有建立實際上的聯系，但通過閱讀他的作品，我覺得他就像一個朋友，永遠都在我身邊。”(文/秋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