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

　　屈指數(shù)來，2022年出版的《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已經(jīng)是我的第68本書了?？梢哉f，這算是我的專著中的重頭貨。以幾十年的研究經(jīng)歷為根基，我深以為，書寫思想史，最需要創(chuàng)新的思想。只有創(chuàng)新，才能提出新問題、新思路，與過去常規(guī)的問題和思路形成對撞，由讀思想史激發(fā)新思想。而這一點，正是我寫作這部思想史的基本追求。

《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 楊義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

　　思想史植根于文學史、文化史、文明史，脫離文學史、文化史、文明史的所謂思想史，只不過是概念的演繹，變成一堆空空洞洞的紙片。文明史可以使思想史底蘊深厚，生動活潑。我講思想史，就因為它囊括了綜合性的文明觀照、先秦諸子發(fā)生學、歷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思想文化向民間的位移、思想文化的邊緣活力與外來挑戰(zhàn)，以及思想文化的方法論，展開了既有本體性、又有開放性的宏觀視野，形成一種深入文明史的思想史。

　　了解什么是中國思想，然后才能跟蹤思想運行的軌跡。在思想文化綜論中，我提出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三原則：一是在原本比較重視時間維度上，強化空間維度；二是在文化中心動力的基礎上，強化“邊緣的活力”；三是從文獻的驗證中，深入到文化意義的透視。其中有兩條重要方法：一曰破解精彩，另一曰追問重復。由此所重繪的文學地圖，是一個現(xiàn)代東方大國與世界對話和交往的升級版的文化身份證。

　　為什么進而提出“中國文化之根本”的命題？這是為了使我們獲得一種“文化自覺”。這就要求我們自覺地追問：第一，中華文化從何而來？第二，中華文化根本何在？第三，中華文化有何種基本內(nèi)涵？第四，中華文化為何具有千古不滅的生命力？第五，中華文化如何煥發(fā)與時俱進的現(xiàn)代原創(chuàng)力？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五問”，它將成為我們創(chuàng)造一代大國學術的邏輯起點。在這里，我們探討了中華文化的深厚性、中華文化的原創(chuàng)性、中華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豐沛性和中華民族文化景觀的豐美性，從而自覺地形成了文化的五綱目。

　　二

　　本根探索，是根本所在。在探討先秦諸子文化本根的時候，既概括地展示了先秦諸子發(fā)生學，又重點考究了孔子赴洛陽問禮于老子的先秦諸子的開幕式，以及考究了荀子與韓非、李斯師徒會的先秦諸子的閉幕式，對文化血脈進行返本還原，展示了春秋戰(zhàn)國300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和歷史形態(tài)。然后考察了《論語》早期三加一次編纂（《齊論語》）之秘密，對齊子貢進行生命解讀，對《孫子兵法》進行生命解讀，對莊子思想的國族文化基因作出探賾索隱，最終落腳到諸子是怎么煉成的，從而真實深入地勾勒出中國文化的經(jīng)學、子學脈絡。經(jīng)學、子學脈絡，是中國文化精神發(fā)生學上的本原性脈絡。

孔子行教像 資料圖片

　　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是與時俱進的。因而，要進一步總覽歷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就此，我著重探討了司馬遷的“史記人文世界及著述體例”“陶淵明的菊、松、酒的人生三維境界”“李杜詩學：原理與方法論”，以及“蘇軾與士人文化范式”。從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或精神譜系形成的角度來看《史記》，可以從中尋找到中國人行為方式的某些原型。比如：講尊師，也許想到張良的圯橋拾履；講重才，也許想到蕭何追韓信；講忍耐，可以想到韓信的胯下之辱；講信義，可以想到季布的一諾千金。這些原型既涉及修身，也涉及治國。勾踐的臥薪嘗膽、項羽的破釜沉舟、韓信的背水一戰(zhàn)、范蠡的扁舟五湖，蘊含著何等的意志、決心、氣節(jié)、豪情和瀟灑。再如焚書坑儒、指鹿為馬、項莊舞劍以及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又包含著多少殘酷的權術和悲哀的命運。人們尋找中國人的心理行為模式，多從經(jīng)子典籍著眼，豈不知史書也以歷史的殘跡在編織國民精神的網(wǎng)絡。所以，《史記》對民族精神血脈的影響，除了《論語》記錄孔子的嘉言懿行之外，很難再找出第二部書，其影響不在老、莊、孟、荀之下。從整個民族來說，在鑄造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上，《史記》所講述的一系列“中國故事”，起到非常深刻久遠的作用。

《陶淵明詩選》

　　魏晉時代是一個文學覺醒和個性自由的時代。文學覺醒和個性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陶淵明。文學自覺浪潮迭起，先是曹丕的《典論·論文》，說“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主張“文以氣為主”。繼之是謝靈運的山水詩，開創(chuàng)了中國山水文學的新境界，當時有人說“謝詩如芙蓉出水”。再繼之就是陶淵明詩文共140多篇，引用《列子》《莊子》典故多達70次之多，對老莊思想接受甚深，崇尚老莊的自然美學觀，陶淵明以大思想家的姿態(tài)成就了中國田園詩歌的輝煌。還有一部《世說新語》彰顯著魏晉風流，對魏晉名士的清談、品題等行為，棲逸、任誕、簡傲等性格，都有生動的描寫。魯迅稱贊它“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是“一部名士底（的）教科書”。在這股潮流中，陶淵明幾乎成了中國一個士人文化的品牌。凡是有中學文化程度的人，都讀過他的《桃花源記》，知道他是我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詩人、隱士、田園文學的奠基者。有人或許還能吟得出他的一兩句詩，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類，講得出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陶淵明詩的價值，植根于詩而超越了詩，它實際上代表著一種文化，一種采菊東籬、安逸田園、清風明月的文化，并以此進入中國文明史。

　　《史記》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化的史脈，李白、杜甫則彰顯了中國文化的詩脈。史和詩，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基本脈絡所在。通過探討“李杜詩學：原理與方法論”，從詩仙和詩圣的筆下，我發(fā)現(xiàn)了盛唐魄力與詩學新境界，他們以新的時代姿態(tài)，彰顯的是《毛詩序》的詩學精神：“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蘇軾在唐詩豐神之后創(chuàng)立宋詩格調(diào)，蘇東坡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文化，他以文學上的曠世大才，代表著一種以才情浩蕩，詩、文、詞、書、畫兼通，而又意趣曠達為標志的士人文化形態(tài)。蘇詩真率大氣，才情浩蕩，洋溢著憂患和理趣；東坡詞采取“以詩為詞”的策略，借用一種處在文學正宗地位的優(yōu)勢文體，駕輕就熟地開發(fā)出當時還有“艷科末技”之譏的詞體的藝術表達的可能性。他用詩解放了詞，從而使以往多用于應歌侑酒的歌伎唱詞，在根本上轉化為士大夫文人抒情言志的新詩體。

　　1918年8月20日，魯迅在寫給好友許壽裳的書信中說：“《狂人日記》實為拙作，又有白話詩署唐俟者，亦仆所為。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這句話經(jīng)典地總結了道教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

《三國演義》

　　元明清以降，思想文化向民間位移，小說戲曲中所蘊含的民間思想文化極其復雜豐富，道教信仰、“三國氣”、“水滸氣”，彌漫社會和江湖，因此有必要在新詮釋學視角下剖析明代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尤其是《紅樓夢》文化的“天書—人書”之精華。宋代勾欄瓦舍的說書四家，“說三分”衍化出《三國演義》，“說鐵騎兒”衍化出《水滸傳》，“說經(jīng)”衍化出《西游記》，“說小說”衍化出《金瓶梅》。四大奇書實際上是反映中國民間精神文化的一種史詩性作品，宋元明800年其實是我們的游牧文明和農(nóng)業(yè)文明、禮樂文明強烈碰撞的800年。某種程度上說，《三國演義》把民間的精神原型儀式化了。由于對民間精神原型作了儀式化的處理，《三國演義》的影響往往超過了我們的很多長篇小說。近世以來的戲曲里面留下的劇目，三國是最多的，像空城計、單刀會、失街亭、斬馬謖、蔣干中計、草船借箭等，都是從《三國演義》里面來的。《三國演義》以一種儀式化了的民間心理形態(tài)，深刻模塑了中國民間的價值觀和生存智慧。另一種角度看，《三國演義》是一種智謀書。俗話有“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又有“事后諸葛亮”“諸葛亮的錦囊妙計”，都是把諸葛亮作為智慧化身來看待的。《水滸傳》更稱得上是一種民心、民氣和民間文化的結晶?！度龂萘x》《水滸傳》是勾欄瓦舍的說書人在大庭廣眾中，熱情奔放、口若懸河地講一個很古老又帶有傳奇色彩的夢。而《金瓶梅》卻是以一種冷靜、清醒，有時候帶有幾分輕蔑和嘲笑的眼光，由書齋里面看市井，看那個說書人的周圍的世界。四大奇書，把我們中國宋元明這三代民族生存形態(tài)、民間文化心理、文人對社會文化生態(tài)的反思，寫得非常深入。小說戲曲的思想文化史，揭示了不同于正統(tǒng)詩文而更加連通地氣的思想文化潮流。

　　三

　　思想文化史除了思想文化下行到民間之外，還應該考察思想文化外行而拓展空間，由此就會出現(xiàn)思想文化的邊緣活力與外來挑戰(zhàn)，因而就牽連出“世界大文化背景下的《格薩爾》”“《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以及“西學東漸四百年祭——從利瑪竇、四庫全書到上海世博會”的嶄新命題。

　　思想文化遠行到黃河長江的源頭，就遇上了世界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格薩爾王傳》是一個文化奇觀，長達100萬行，而且還是一部依然在民間口耳相傳的活態(tài)史詩?！陡袼_爾》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史詩《江格爾》《瑪納斯》，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史詩大國，這里面有非常豐富多彩的神話的想象，對英雄的描繪，以及世俗生活的展示。中華文明有了它們，就成了多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多元共構的一種復合文明。稱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格斯爾可汗傳》）是江河源文明的典型，意味著什么？我以為，它意味著高山文明，有高山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和尚武精神；同時江河源地帶處于古代絲綢之路的一側，是蒙、藏兩個民族的結合部，是東亞、中亞、南亞文明的結合部。我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公元前的那個一千年最偉大的史詩是荷馬史詩，公元后的那個一千年最偉大的史詩是印度史詩，而公元后的第二個一千年，歷史將會證明最偉大的史詩，是以《格薩爾》為代表的中國史詩，它是至今還活在數(shù)以百計的歌手口中的活態(tài)的史詩。由于是活態(tài)的史詩，對于史詩的發(fā)生學、形態(tài)學、文化學、藝人學，包括藝人在演唱中能夠演唱十幾部、幾十部的那種精神的迷幻狀態(tài)的研究，都會提供很多非常有價值的現(xiàn)實的材料，可以為世界史詩理論的發(fā)展提供一個新的契機。

　　蒙古族還有一部史詩性的《蒙古秘史》，它是這個狩獵游牧民族的“創(chuàng)世紀”，是他們起源、發(fā)生、創(chuàng)始的記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創(chuàng)世紀的成功，使這個民族爆發(fā)出作為偉大民族的充分自信，從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來源并記錄著自己的精神歷程。這部《蒙古秘史》12卷（或15卷），282節(jié)，因記載蒙古族勃興初期史料和洋溢著浩瀚博大的狩獵游牧文化精神而馳名。它吸收遠古以降蒙古民間文化精粹，開蒙古書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紀史的經(jīng)典文獻，充滿大氣磅礴的史詩氣息。它以人物傳奇和民族崛起，包容著大量社會變遷史、文化風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審美精神史的資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亞諸民族神話、傳說、宗教信念和儀式、故事、寓言、詩歌、格言、諺語的資料，從而以百科全書的方式，成為非常值得重視的世界人類狩獵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四

　　在歷史潛流中，深刻地攪動明清兩代思想文化，挑戰(zhàn)千古延續(xù)的社會體制的，莫過于以意大利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為標志的西學東漸。這是數(shù)百年間牽涉著思想文化方方面面的一個異數(shù)。2010年是意大利來華傳教士利瑪竇逝世400周年，這是中華民族在嚴峻的挑戰(zhàn)中磨煉、捶打和提升文化生命力的400年。中華民族在與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雖然中間插入一個清朝康乾盛世，實際上在世界競爭中走了一條W形的曲線而逐漸衰落，終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改革開放中全面復興。400年后的中國，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燦爛陽光下進行“西學東漸400年祭”的。400年一頭連著利瑪竇來華，另一頭連著上海世博會開幕，構筑起一座巨大的歷史拱門，展示了中華民族艱難曲折又可歌可泣的歷程，敞開了中華民族元氣充沛又鵬程萬里的天空。有意思的是，行程中間有一座碑，那是出現(xiàn)在康乾盛世的《四庫全書》。利瑪竇遭遇《四庫全書》，這一歷史事件告訴人們，400年變遷的一個關鍵是中西文化的對撞、互滲、選擇和融合。

清代楷書手抄本《四庫全書》經(jīng)部 資料圖片

　　利瑪竇和魯迅，是我們考察中國文化的本質(zhì)和命運的兩極。魯迅作為百年中國杰出的思想家，文明的批判者，新文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對他的研究已經(jīng)被中國人作為顯學，談論了近百年。“百年魯迅”，是一個植根于文學，卻又超越文學的宏觀文化命題?，F(xiàn)代大國的文化進程，要求我們對魯迅的存在采取新的觀察。比如應該觀察，魯迅小說為現(xiàn)代中國小說的發(fā)展，展示了哪些視境上和途徑上的美學可能性；魯迅略作白話詩，卻長期寫舊體詩，對中國現(xiàn)代詩歌發(fā)展的格局提供了哪些啟示；魯迅論梅蘭芳，論中醫(yī)，為中國式的戲劇現(xiàn)代化和中醫(yī)現(xiàn)代化，提供了哪些思想?yún)?shù)。諸如此類的命題，都需要以一個淵博的文化學者的世紀性高度，退出一定的時間距離，采取更為宏大的價值尺度，進行知識清理和思想分析。這些涉及現(xiàn)代中國文明形態(tài)重新認知的命題，都需要以一代學術去完成。在此有必要突出地強調(diào)，提高對自身文明和文化的解釋能力，是新世紀中國學術能否形成大國風范的關鍵，也是魯迅研究能否大成的關鍵。解決這種解釋能力有三個標準：一是對前賢的解釋能夠進入現(xiàn)代人的心靈，成為現(xiàn)代人的精神向?qū)?；二是對前賢的解釋能夠與當代世界進行深度的文化對話，激活中國思想的文化魅力；三是對前賢的解釋能夠契合當代中國人文建設的需要，促進當代中國人文精神健康、自由、生機勃勃的發(fā)展。

　　百年魯迅研究，學界更注重思潮，現(xiàn)在是到了轉變角度，將魯迅的文學血脈深入進行清理的時候了。文化血脈，是魯迅的根脈所系。失血脈，就失魯迅。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權衡文化偏至的時候，主張去其偏頗，他講了兩句話，一是“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二是“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然后再講第三句話：“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魯迅文化戰(zhàn)略思想或文化哲學的結構是“2+1”，具有鄭重、深刻、穩(wěn)健的特征。追逐思潮而不顧血脈，則可能喪失文化身份，失去文化主體性的獨立創(chuàng)造之根基，連帶著對外來思潮也只能挦扯皮毛，難以深入。保守血脈而疏離思潮，則可能喪失創(chuàng)造的動力，失去文化現(xiàn)代性與時俱進的視境，連帶著對血脈也只能陳陳相因，不能激活。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革新和發(fā)展，需要采取既“取”又“復”的復合型的深度文化對話姿態(tài)。通過對話，既可深度把握外來思潮，又可激活本有的文化血脈，然后再生長出“別”。這個“別”就是根基牢靠、生意盎然，從而創(chuàng)造出別開生面的第三種充滿根基與活力的文化形態(tài)。“別”的姿態(tài)是“立”，是站起來，邁出腳步去創(chuàng)造，而不是躺著做復古夢，也不是跪著做拾人牙慧的文化販子，或文化奴隸。只有建立自主創(chuàng)新的現(xiàn)代性文化，才能“立人”，才能立“人國”。這是魯迅早年就探明，而且堅持了終身的文化戰(zhàn)略思想，一種復構動態(tài)而強調(diào)現(xiàn)代性的文化哲學。

　　五

　　在討論思想史的最后，專門推出方法論問題，這是我煞費苦心之所在。方法論是貫通思想史的，這里講到的方法論包括敘事學方法、文學地理學方法和治學五竅門。它們相互交叉，融合為用。在中國敘事學的方法論中，我強調(diào)回到中國文化的原點，參照西方現(xiàn)代理論，貫通古今文史，融合創(chuàng)造新學理。即“還原——參照——貫通——融合”八字箴言。建立中國敘事學現(xiàn)代體系，要了解西方敘事學主要研究哪些問題，與西方現(xiàn)代理論對話和互動，要堅持“共同的話題，不同的聲音”。至于考察敘事“結構”，包括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然后是時間、視角、意象和有中國特色的評點家。“結構”一詞詞性從動詞到名詞的歷史性變化，反映出中國敘事的結構是動態(tài)的過程，是人與天地之道的精神契約。時間問題是敘事學研究中關鍵的關鍵，中國人的統(tǒng)觀性時間觀，使中國敘事長于預敘，與西方分析性時間觀長于倒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者在敘事作品中，使用什么角度去看世界，牽涉他與世界結合的方向、方式和介入的程度。這在敘事文學中是一只興致勃勃、無所不窺的眼睛。檢討學術界流行的觀點，有所謂古典小說的視角非全知全能，實際上中國敘事有著豐富的表達方式和智慧形態(tài)。有志怪小說的限知視角，還有說書人的流動視角。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站在虛構之外談虛構，出現(xiàn)了元小說的視角；而《聊齋》游戲筆墨，反而出現(xiàn)了反元小說的視角。

　　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基本著眼點，就是一“氣”、四“效應”、十命題。一“氣”，就是使文學研究接上“地氣”。中國人最發(fā)達的思維方式一個是詩，一個是史。詩中有史，史中有詩，形成整個民族文化的優(yōu)勢。經(jīng)、史共構了文化的雙源性。編年史的準確性和人文地理材料的豐富性，是中國對人類文化史可以稱得上“雙絕”的重要貢獻。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敞開了四個巨大的領域，形成四大效應：區(qū)域文化領域，形成七巧板效應；文化層面剖析，形成剝洋蔥頭效應；族群分布，形成樹的效應；文化空間的轉移和流動，形成路的效應。從微觀的文化學著眼，分析老舍的創(chuàng)作文化層面意識，頗有意味的是，老舍說：“在這樣一個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許多層次的，就像一塊千層糕。”他又說：“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老舍筆下的茶館是三教九流會面之所，各色人物在那里盡情盡興地表演自己的文化角色。

　　六

　　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文學，是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以“邊緣活力”的理念觀察少數(shù)民族文化，中國無可懷疑的是“史詩的富國”。在文學地理學中，無論是區(qū)域文化類型、文化層面剖析，還是族群的區(qū)分和組合，只要它們中的一些成分一經(jīng)流動，就會產(chǎn)生新的生命形態(tài)，從而產(chǎn)生文化、文學之間新的選擇、新的換位、新的組合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原本位置和新居位置的關聯(lián)變動中，錘煉出文學或文化的新品質(zhì)和新性格。唐宋以后中原漢人南遷，在廣東、江西、福建一帶形成獨特的客家民系。黃遵憲曾賦詩贊嘆客家遷徙：“篳路桃弧展轉遷，南來遠過一千年，方言足證中原韻，禮俗猶留三代前。”客家民系的“九腔十八調(diào)”散發(fā)著山鄉(xiāng)的情調(diào)和趣味，體現(xiàn)遷移人群的情思、意志、見識和能力。文學地理學在本質(zhì)上是會通之學。它不僅要會通自身的區(qū)域類型、文化層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動四大領域，而且要會通文學與地理學、人類文化學以及民族、民俗、制度、歷史、考古諸多學科。對中華文明進行整體性思維，不能不注重研究黃河、長江文明的“太極推移”。在這種“太極推移”過程中，形成了太湖流域的吳文化和巴蜀文化兩個太極眼，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以此考察李白和杜甫這兩位盛唐最重要的詩人，可以說，李白詩具有胡地文明和長江文明的基因，杜甫詩是中原黃河文明的產(chǎn)物。

　　至于治學五竅門，即“學海蒼茫，敢問路在何方？——治學的五條路徑”，是進一步擴充了1924年章太炎批評當時的大學教育只重“耳學”，就是指用耳朵去聽講的這路學問，而不重“眼學”，不讀原始著作的思路。除了眼學、耳學之外，進而拓展了“手學”，要用手去找材料；有“腳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用腳去做田野調(diào)查；還應該有“心學”，用心去體驗、去辨析、去思考，實現(xiàn)學理上的開拓和創(chuàng)造。眼學是做學問的基礎，就是要多讀原始文獻和經(jīng)典，回到中國文化原點。眼學具體來說，又包括卷地毯式、打深井式、砌臺階式和設計園林式四種方法。具體而言，卷地毯的方法即是根據(jù)研究題目，按照閱讀書目把作家著作和相關材料，逐一閱讀，發(fā)現(xiàn)問題就進一步追蹤線索。打深井式閱讀，即是選一個比較小的難題或?qū)W術空白點，窮盡所有資料。三是砌臺階式閱讀，將整體性的學術設想進行規(guī)劃，分成若干臺階，分階段完成。起步的研究應該成為下一步研究的基礎，逐層遞進，有如“接力跑”，又如“三級跳”。把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通過其內(nèi)在的有機聯(lián)系，格局互補，共構成一個總體的大分量。第四種方式，就是設計園林式，錯落有致，迂回曲折，著眼總體的布局。從臺階式到園林式，就是從時間維度轉換為空間維度，蘊含著學術理念和方法論維度的本質(zhì)性的更新。耳學就是聽講之學，聽課有助于拓寬視野和交流思想。如果不參與思想交流，就很容易陷入閉門造車的孤陋狀態(tài)。這就容易陷入《禮記·學記》所說的“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困境。手學是一門古老的做學問的方法，就是要勤于動手找材料，勤于動手做筆記，不斷地在一段時間內(nèi)按照特定的目標，逐層深化地積累材料。材料是分散在各處的，靠你用一條、兩條線索把它們貫串起來。經(jīng)過貫串的材料，才是有聯(lián)系的材料，聯(lián)系就是材料意義的新發(fā)現(xiàn)。而腳學，指的是田野調(diào)查。古人做學問的一個傳統(tǒng)，叫作“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清人龔自珍贈送給魏源的楹帖，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我主張文學研究也要做田野調(diào)查，邁開雙腿走到歷史曾經(jīng)發(fā)生的現(xiàn)場，身臨其境地領略文學文本產(chǎn)生的空間，作者生存的環(huán)境，體驗其胸次豁然而得江山之助，心與境會的妙處。同時，可以獲得地方文人編撰很多資料、書籍、圖冊，這是一般的書店、圖書館都沒有的。包括在那里搜集到的族譜、碑文、建筑風格等，都會啟發(fā)新鮮獨到的思路，而且使這些思路連通“地氣”。心學指的是要用心去感受、體驗研究對象，思考和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在的生命及意義，達到超越的學理上有所建樹的效果。心學的另一個原則，是對文本材料獲得第一感覺之后，強化感悟和思辨的互動互滲，尋找自己可能的創(chuàng)造空間，深度開發(fā)材料內(nèi)蘊的生命表達和意義密碼。治學“五路”的提出，旨趣在于充分調(diào)動和激發(fā)研究者主體的感覺思想能量，多渠道、多路徑、多層面地打開研究對象的本源、特征及其皺褶、脈絡。眼學的特點在于明，耳學的特點在于聰，手學的特點在于勤，腳學的特點在于實，心學的特點在于創(chuàng)。五學的綜合效應，是實事求是，天道酬勤，聰明敏悟，達至原創(chuàng)。創(chuàng)造性，是一切研究之魂。如此探索思想文化史，把思想史納入文學史、文化史、文明史的宏大空間之中，打破單一維度，使思想文化變得豐富而博大，渾厚而生動。

　　洋洋灑灑萬言，便是《深入文明史的中國思想史》的內(nèi)涵，涵蓋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

　　《光明日報》（ 2023年01月3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