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仁亮（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蘇軾晚年遍和陶詩，創(chuàng)作出了眾多既仿佛淵明風神，又帶有東坡氣質的名篇。宋哲宗紹圣二年（1095）重陽節(jié)前夕，他在惠州貶所作《和陶貧士》七首，其中第一首是：“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鳥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此詩開宗明義，發(fā)端驚警，表達了自己在困境中的思考與堅持，紀昀評曰“似陶語”，又評曰“意深至而氣渾成”，洵為佳作。然而此詩第六句，卻存在“誰知織烏飛”“誰知織鳥飛”兩種異文，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對此詩的順暢理解。向來學界對此只是偶有考證，而終未嘗深究。實際上，這兩處看似簡單的異文背后，還能折射出文獻流傳與典故運用過程中某些有趣現(xiàn)象，并為我們校釋古典文學作品提供有益啟示。謹略陳己見，以就正方家。

　　一 

　　“織鳥”“織烏”都有版本依據(jù)，宋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四卷本與明成化刊《東坡七集》本均作“織鳥”，施注本系統(tǒng)則作“織烏”。施注本指宋代施元之、顧禧、施宿的蘇詩注本。由于施注本在元明兩代流傳不廣，直到清康熙時，才由宋犖尋得三十卷殘帙，并延請邵長衡等刪補刊刻，這就是《四庫全書》所收的《施注蘇詩》本。后來，查慎行在施注本的基礎上作《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馮應榴在查注本的基礎上作《蘇文忠公詩合注》，王文誥又在查、馮注本的基礎上作《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此數(shù)本校證水平既高，傳播范圍亦廣，清代以來，甚為通行。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是存世宋刻施注本，還是宋犖補刻本，還是查慎行、王文誥、馮應榴的注釋本，《和陶貧士》這一句都以“誰知織烏飛”為是。代表當代蘇詩注釋最高水平的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蘇軾全集校注》也取“織烏”而不取同樣有版本依據(jù)的“織鳥”。他們的理由是什么呢？

　　清代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與當代《蘇軾全集校注》于此句之下，都征引了宋人趙令畤《侯鯖錄》卷二的這樣一則掌故：“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芥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版）趙令畤的反應，說明“織烏”一詞確實費解。而王性之把“織”這個單字，解釋成“往來如梭之織”這么復雜的含義，不免有“增字為訓”之嫌，若從訓詁學角度看，這一解釋未必妥帖。但由于趙令畤與蘇軾從元祐六年（1091）起，就在潁州任上相識共事，并保持密切交往，所以他對蘇軾言行本身的記載還是可靠的。這條材料也確實能夠說明，蘇軾在惠州作《和陶貧士》之前，就已經(jīng)熟知作為“太陽”含義的“織烏”一詞了。注家們正是基于對這條材料的信任，才不覺得蘇詩“誰知織烏飛”有什么問題，以至于有意無意忽略了同樣有宋刊本為據(jù)的“知鳥”異文及其背后的信息。

　　二 

　　蘇軾所念的那一首“鬼詩”，其實是唐人所作。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三《冥跡》記載：

　　于襄陽頔在鎮(zhèn)時，選人劉某人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晤。同行數(shù)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shù)杯。日暮，舉人指支徑曰：“某弊止從此數(shù)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旦，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許逸民校箋，中華書局2015年版）

　　按于頔字允元，唐貞元中為襄州刺史。在這則故事中，舉人邀請劉某隨自己回“家”一顧而不得，遂賦此詩。顯而易見，蘇軾誦讀不疑的“織烏西飛客還家”，在唐人記載中，恰恰就是“織鳥雙飛客還家”。由于此詩并非一首格律標準的七言絕句，所以我們已無法通過平仄規(guī)范來判斷“鳥”“烏”何者為是了。但是“織烏”這個詞本身就是費解不甚通順的，在唐代文獻中也是罕見的。而“織鳥”一詞在唐詩中則時有出現(xiàn)。所謂織鳥，就是戴勝鳥。唐人張何作有省試詩《織鳥》：“季春三月里，戴勝下桑來。映日華冠動，迎風繡羽開。候驚蠶事晚，織向女工裁。旅宿依花定，輕飛繞樹回。欲過高閣柳，更拂小庭梅。所寄一枝在，寧憂弋者猜。”此詩就是通篇題詠戴勝形容，兼寫暮春風景的，可證織鳥即戴勝。且此詩為《文苑英華》等多部詩文總集收錄，均無異文。清人《鳥譜》卷五亦載：“戴勝……一名織鳥。”據(jù)《禮記·月令》記載，戴勝鳥每于季春三月開始活動，所謂“季春之月……戴勝降于桑”是也。唐代那位舉人的鬼詩，描寫清明寒食暮春風景，作“織鳥雙飛”，于情于景，都十分合理。明代唐詩學學者胡應麟曾有詩句曰“殯宮對棠梨，織鳥伴于邑”，顯然也是化用了舉人鬼詩之語，他取“織鳥”而非“織烏”入詩，可見對唐詩文獻的精熟。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織鳥雙飛客還家”才是正確的唐詩文本。當然，后代有些文獻引錄此事此詩，也偶有作“織烏”者，如明刻本《太平廣記》卷三四四、清修《全唐詩》“襄陽旅殯舉人”名下詩即作“織烏”，這實在是由于輾轉傳抄所致，而且版本晚出，并不足據(jù)。——那么，這是否就能說明蘇軾《和陶貧士》也應該寫作“誰知織鳥飛”呢？

　　三 

　　現(xiàn)在讓我們回歸蘇軾這首詩的文本。蘇詩前半篇說：“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飛。”這分明描寫的是凌晨時分天地之間的情景。天邊的金星與殘月還清晰可見，但秋夜將曉，這星月的光輝，也只剩須臾時刻了。青天是永恒的，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日月運行，輪回往返，同樣無休無止。蘇詩下面接著說：“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意謂我多么想起淵明于地下而從之。不難發(fā)現(xiàn)，如果“誰知織×飛”這一句是寫太陽的話，那么無論是秋夜將曉的情景，還是日月星辰的意象，也無論是莽莽蒼蒼的意境，還是穿越古今的思索，都將十分渾融和諧，一氣呵成。相反，如果“誰知織×飛”是寫一只戴勝鳥，不僅意境突兀，而且違背物理。因為暮春時節(jié)活動的戴勝，怎么會出現(xiàn)在九月重陽前夕呢？蘇軾恐怕不會有這樣的詩思，他選用代表“太陽”含義的“織烏”一詞入詩，這一點應無疑問——當然，他本人可能并不知道“織烏”這個詞其實來源于子虛烏有的誤解。

　　謎底由此解開：唐人描寫春景的“織鳥雙飛客還家”流傳到宋代，訛誤為“織烏西飛客還家”。蘇軾博聞強識，但他不慎記誦了訛誤之后的版本，他身邊的趙令畤自然不解“織烏”何意，于是王性之“以意逆志”，給“織烏”安排了“往來如梭的太陽”這樣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蘇軾想必也認同此說，于是就在幾年之后和陶淵明《貧士》時，把“織烏”當作“太陽”寫進了詩中。由于《侯鯖錄》那煞有介事的解說，再加上蘇軾和陶詩影響深遠的宣傳，“織烏”二字儼然變成了一個語典為后人所沿用，如明人詠夕照則曰“織烏沈處晴霞斂”，清人詠炎熱則曰“織烏當空恣騰擲”，當代《漢語大詞典》也收錄了“織烏”的詞條。窮其源頭，實不過王性之、趙令畤的郢書燕說而已。宋刊《東坡先生和陶詩》與明刊《東坡七集》之作“鳥”者，大概是注意到了唐人原詩而徑改所致，但這一改，無疑也就破壞了蘇詩原貌，更破壞了蘇軾于陰差陽錯中營造出來的蒼茫詩境。就文獻而言，蘇軾確實錯了。但就文學而言，蘇軾錯得精彩而有趣。校勘的任務是恢復古書原貌，而不是動手替古人修改文章。所以我們在校釋古代經(jīng)典詩歌作品時，當然不必也不能因為“燕說”的誤解就去改動“郢書”的原文；但作為注釋者，卻不妨把典故之所以誤用的來龍去脈考辨清晰；同時，這一類典故誤用的案例也能為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經(jīng)典詩歌作品提供別樣的新鮮角度。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0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