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哲學在21世紀的崛起和迅速發(fā)展，表明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后者有兩個標志性的特征，即哲學的普遍性和具體性的雙重要求。

　　首先，哲學就如科學一樣以人類一般理性為根據，其對象亦具有一般的性質。因此，哲學是普遍的思想，并非特定語言的特權。漢語不僅能夠用以從事哲學活動，而且反過來，哲學思想的普遍性也始終需要得到漢語的驗證。因此，漢語哲學是哲學普遍性證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huán)。

　　其次，在當代，哲學以反思的方式、專業(yè)的精神和兼容的態(tài)度進入科學和社會生活現場，于是，哲學思維的具體性就成為其另一個重要特征。漢語哲學不僅一般地用以從事所有哲學活動，也對以漢語為語言載具的哲學活動進行自我反思和研究。這種自我反思揭示出漢語哲學思維和研究中的一系列獨特的問題，比如，移譯西方哲學著作遇到的許多難以克服的語言難題。另一部分則是漢語哲學所蘊涵而先前未被發(fā)現的思維方式、范式的獨特性，比如漢語在表達認知時的元語言的特征。不過，漢語哲學有關這些獨特的具體問題的研究本身又具有一般性，是可普遍傳達的知識。

　　因此，漢語哲學既有其普遍性的使命，又有其獨特的視域和問題。它的普遍使命就如任何其他語言的哲學一樣，從事所有可能的哲學思考和研究；它獨特的視域和問題則是要考察和研究如下一類問題：人類語言基本結構與漢語特殊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譬如，人類意識基本功能、結構和形式與其在漢語的若干具體和獨特的表現。漢語哲學將揭示哲學思維的語際困境，而這種困境直接對意義和存在等根本信念提出了挑戰(zhàn)。于是，既探討和揭示哲學思維和表達的漢語特征，又突破哲學的語際障礙，追求一般而普遍的意義和知識，正是漢語哲學為拓展現代哲學的問題、思路、領域作出的獨特貢獻。

　　德里達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在《書寫與差異》一書中，他援引海德格爾提出如下的理由：“哲學本質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學與一種有限的歷史相聯，與一種語言、一種古希臘的發(fā)明相聯：它首先是一種古希臘的發(fā)明，其次經歷了拉丁語和德語‘翻譯’的轉化等等，它是一種歐洲形態(tài)的東西。”在他看來，中國思想、中國歷史和中國科學這種說法沒有問題，但如果說中國哲學，就有了問題。他雖然為此提出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即破除邏各斯中心主義，但其觀點實際上卻蘊含了如下的結論：西方語言所能表達的思想是普遍的，而漢語因為缺乏哲學表達，所以只能表達特殊的東西。這種觀點與上述西方對待漢語哲學的態(tài)度在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正因為漢語不同于歐洲語言，所以不適合于從事哲學。因此，在過去、今天和將來，漢語也不是哲學語言。

　　諸如德里達或海德格爾一類的狹隘觀點其實是相當容易反駁的，因為語言差異并不等于意識和智能的差異，否則它必然導致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科學和真理的結論。不過，漢語哲學對這類觀點的反思激發(fā)人們關注哲學語言與哲學風格之間的關系。隨著近代西方各個國家的民族語言的興起，從拉丁語一統學術領域和哲學表達，進入不同語言各領風騷的時代，不同語言的哲學也就越來越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表達方式，甚至不同的關注點。在將西方哲學視為一個整體的時候，語言與不同風格哲學之間的關系被忽略了，而漢語哲學的興起則將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揭示了出來。

　　今天，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關于形而上學、知識論、心靈哲學和語言哲學等一般問題的思考和研究，不同語言的哲學會形成許多不同的視角、方法和模式，從而產生不同風格的哲學形態(tài)。漢語哲學的興起乃是對這樣一類現象的自覺，而它本身正是這類現象的典型。漢語獨特的語言特征、表達方式和思考模式，中西哲學互動和交融帶來的漢語自身的變化，不僅標示著漢語的獨特性以及以此為載體的思想可能的特異性，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視野中，同樣也拓展了人類哲學反思的表達空間和理論可能性。

　　漢語哲學公開揭橥自己的大旗至今雖然才短短十余年的時間，但已經開辟了許多新的領域和方向，或為既有的領域打開了新的視野，發(fā)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對此，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思考。

　　在廣義漢語哲學領域，漢語分析哲學和漢語現象學不僅揭示了新的方向，而且已經取得了初步的進展。就漢語分析哲學而言，認知和意義的漢語表達成為研究的核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關于古代漢語哲學文獻的表達方式的重新分析、解讀和構造；其二，從漢語哲學角度出發(fā)以Being為對照對形而上學的重新思考和分析；其三，漢語哲學視野下對意義問題的重新理解。而就漢語現象學而言，現在最引人關注的為心性哲學。從現象學視野并以現象學方法切入古典漢語心性學說以探討和研究意識等問題，不僅深入揭示意識的結構和性質，而且也讓人們認識到意識結構漢語表達的多種可能性。

　　當然，從根本上來說，在基礎領域以漢語為載體的原創(chuàng)觀點、學說和理論的產生，以及面向當代實踐難題的方法和角度的更新，應是漢語哲學的基本任務，也是它持久的領域，它同時也是漢語哲學實現其普遍意義的主要場所。比如，現代語言學與腦科學的綜合研究開辟了人類語言與意識的新領域，促進了人類對自身意識和思維現象及其規(guī)則的認識。漢語哲學在這個論域就大有用武之地，它能夠從自己獨特視角出發(fā)，綜合語言哲學、認識論、邏輯學和腦科學乃至人工智能等學科，探討人類不同語言在意識和思維中連接和結構的差異，從而達到對意識和思想的底層性質的認識。

　　在狹義漢語哲學領域，漢語與思想和社會秩序的構成就是一個極具價值的研究方向。不同的語言因其語法等的獨特性會對思想表達造成某種強制，比如名詞有性的語言就會強制運用這種語言的人在說話時要標明相關人甚至物的性。這種特定強制表達的語言形式也存在于漢語之中，對這種現象的考察和研究會揭示漢語思想的某些獨特性質。更進一步，漢語各類特定詞語之間的聯系，就如其他語言的特定詞語之間的聯系一樣，也造成了漢語思想秩序的某些獨特性質。

　　當前，漢語哲學的綜合研究生機勃勃。自20世紀以來，人們認識到，當代世界最為流行的語言英語事實上越來越趨于分析語，而漢語一向就被認為是一種分析語。對這個現象的哲學思考正是漢語哲學綜合研究的一個案例，其意義并不限于語言學，亦在于促進對人類智能及其演化的認識。

　　在18世紀之前，漢語曾經是東亞國家的哲學通用書面語言。今天，當我們從漢語哲學的視野來重新研究和審視古代東亞基于漢語的哲學和思想共同體時，就可以突破國別和地域限制，獲得對這一現象以及作為其核心的漢語的新認識和新見解。

　　哲學的漢語翻譯和研究，是漢語哲學的另一項重大任務。現代漢語哲學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通過翻譯而激發(fā)和重構起來的。漢語哲學翻譯因語言獨特性而遭遇的各種問題，究竟是哲學本身的問題，抑或僅僅是語言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會大大促進哲學本身的思考，對理解語言的功能和性質也是一個極好的切入點。

　　漢語哲學有助于促進當代漢語文明的綜合研究。如今，世界文明正在經歷快速的演變和發(fā)展。一個文明圈的興起、擴展和衰落，通常與一種語言的發(fā)展、擴張和衰落的歷史具有直接關系。因此，當我們從漢語哲學的宏觀角度來考察中國文明圈的歷史發(fā)展和未來前景時，有關漢語演化和發(fā)展的研究就成為一個有效手段和工具，借此人們能夠發(fā)現事實上存在的困難和障礙，并找到消除這些困難和障礙的方法和途徑，從而促進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的共同發(fā)展。

　　僅僅就既有的哲學領域而論，漢語哲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的新興學術現象，具備突破哲學原有八個二級學科的藩籬、突破哲學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以及自然科學之間的壁壘的開闊視野和強大力量，成為新學科和新方向的生長點。

　　放眼當今世界的哲學現狀，人們很容易領會分別以英語、德語和法語等語言為載具的哲學形態(tài)在思維方式、表達形式、問題關注以及風格等方面的區(qū)別。相比之下，以漢語為載具的哲學現在尚缺乏鮮明的流派和風格，而其原因也并不在漢語哲學，而在于漢語哲學研究工作者的眼光、意志和努力。

　　漢語哲學正處于快速發(fā)展期，需要注意的是，漢語哲學并不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招牌，而是方法、視野或模式，其主旨在于提出新的方法，開辟新角度，發(fā)現和解決問題。深度和廣度的要求可以避免漢語哲學趨于平庸化，不是技巧，而是具有深度和廣度的基礎性研究才是漢語哲學的根本特征。（韓水法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