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約撰稿 金滿樓

　　說起“中庸之道”，很多人都以為這是無原則的“和稀泥”、一味地做“老好人”、簡單機械的“折中主義”。尤其近代以來，儒學被認為阻礙了中國的進步，所謂“中庸之道”也都在批判范圍之內。那么，什么是“中庸”？“中庸之道”真的有那么不堪嗎？

　　子思與《中庸》

　　“中庸之道”來自于《中庸》，《中庸》在“四書”中序列第二。在中國古代，四書五經(jīng)是形同教科書一樣的存在，其中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分別由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撰寫或口述。從師承關系看，孟子自稱子思的學生，子思是曾子的學生，曾子是孔子的學生，四位儒學先哲的傳承關系非常明了。

　　漢代經(jīng)學家鄭玄在《三禮目錄》中說：“《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子思是孔子的嫡孫、孔鯉的兒子，他原名孔伋，字子思，出生于魯國。通常認為，子思生于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82歲。由于父親孔鯉早逝，子思早年主要受教于孔子的學生曾子。子思開門立戶后，又通過門人將孔子的思想學說傳給了孟子。由此，子思在儒家學派的傳承中起到了上承曾子、下啟孟子的重要作用，后世將他尊為“述圣”，其學說與孟子并稱為“思孟學派”。

　　和孔子、孟子不同的是，歷史上關于子思的記載并不多。據(jù)《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子思著有《子思子》23篇，但早已散佚。漢宣帝時期，禮學家戴圣將此前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為《禮記》，子思的《中庸》即為其中的第31篇。

　　那么，子思為何要作《中庸》？在孔子后人所編的《孔叢子》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子思16歲時到宋國謀求發(fā)展，當時有個叫樂朔的宋國大夫和他談論學問，不料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之后，樂朔挾嫌報復，派人前去圍攻子思。所幸宋國國君明白事理，將子思救出險境。事后，子思很感慨地說：“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他便編撰了《中庸》一書。

　　宋代以前，學者都認為《中庸》是子思所作。不過宋代以后，也有學者認為《中庸》作者可能不止子思一人，其弟子也有參與，甚至還混入了秦漢之際的儒者雜述。不過，即便如此，也不影響《中庸》在儒家經(jīng)典體系中的地位。

　　什么是“中庸之道”

　　如果說，曾子的《大學》教的是修身好學之道，那子思的《中庸》教的就是為人處世之道。按《說文解字》的解釋，“中，正也”，“庸，用也”。中庸之道，就是要求凡事中正合理，恰到好處。如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解讀的：“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tài)度立身處世待人，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準則。

　　事實上，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在《論語》中，孔子多次提到“中庸”的應用，如子貢曾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說：“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說：“然則師愈與？”孔子說：“過猶不及。”這句話的意思是，孔子認為子張（顓孫師）和子夏（卜商）都有缺陷，子夏是不夠，子張是太過，但太過了也等于不夠，這就是“過猶不及”。再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是說質樸和華美要相得益彰，不能只強調一面。

　　在孔子看來，“過”和“不及”是事物發(fā)展的兩個極端，中庸則主張“執(zhí)兩用中”，“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孔子贊成的是大舜處理問題的方法：“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中庸之道的“中”，是“過”與“不及”的聯(lián)結點和分界點，但絕不是簡單的中分點。真正意義上的中庸之道，也絕不是機械的折中主義。事實上，中庸之道的平衡點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審時度勢，因時、因地、因人、因物展開適宜的積極調整，這就是所謂的“時中”與“權變”。“權”就像秤錘，它在使用時需要滑動才能保持平衡，這樣才能正確地稱重，是謂“權變”。如古代“男女授受不親”稱為“經(jīng)”，而“嫂溺援之以手”則屬于“權”，凡事都不能太過刻板，否則就脫離中庸之道的本意了。

　　《中庸》的后世影響

　　《中庸》在開篇中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句話的意思是，上天賦予的謂之人性，遵循人的本性謂之循道，以道修身謂之教化。從《中庸》一書可知，中庸之道不僅是教人立身處世，同時它也內設了目的，那就是“致中和”。換言之，中庸的目的是“中和”，中是公平，和是合理，只有達到公平合理，才能和諧、才能平衡。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致中和”，就是追求公平合理，它是有尺度、有標準、有路徑的。

　　在治理國家方面，孔子有一句名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舉例而言，秦朝行法家則過猛，老百姓動輒得咎，無以措手腳；漢朝初年行道家黃老之說又過于寬容，不能集中國家力量，這兩個極端都是要避免的。因此，孔子認為，為政的關鍵在于寬猛適中、寬猛相濟，由此達到的良性狀態(tài)謂之“中和”。

　　從先秦以來，《中庸》里蘊含的思想和智慧一直為人們所重視。尤其在宋代，在儒家代表人物程顥、程頤、朱熹的極力尊崇下，《中庸》最終和《大學》《論語》《孟子》并稱為“四書”。此后，《中庸》正式升格為儒家經(jīng)典，成為官方指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這對于中國古代的教育和道德倫理體系都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客觀地說，中庸之道的“執(zhí)兩用中”思想有助于去除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偏激和極端，在社會治理上體現(xiàn)了端莊沉穩(wěn)、守善持中的博大氣魄和寬廣胸襟。因此，《中庸》之學不但對個人的修為大有幫助，對于整個國家民族乃至全世界都是可以汲取的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