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為什么寫《創(chuàng)業(yè)史》

　　【讀書者說】

　　作者：阮潔（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

　　柳青在寫作

　　《創(chuàng)業(yè)史》1960年第1版紙面精裝

　　柳青（右）與《創(chuàng)業(yè)史》中梁生寶原型人物王家斌在一起檢查生產。

　　柳青是當代文學一個榜樣作家。1952年，對于柳青來說，是重要的也是人生轉折的一年。這一年春節(jié)剛過，在北京的柳青向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回到家鄉(xiāng)陜西。此前，他已經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地雷》，長篇小說《種谷記》和《銅墻鐵壁》，幾部作品作為新中國開創(chuàng)前后的文學作品，在當時影響頗大，不斷再版。

　　他命名他的新作品為《創(chuàng)業(yè)史》

　　辦完有關手續(xù)回到了陜西后，柳青計劃寫一部大型的長篇小說。作為一個長期深入革命工作一線的作家和黨員干部，柳青敏銳地意識到當時即將在全國全面開展的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將是一場偉大運動和歷史實踐，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這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歷史機遇，因此，他需要緊緊把握住這個機遇，參與其中，親身體驗，進而寫出反映這個運動和實踐的作品。

　　在柳青看來，當時的互助合作運動以及將要全面展開的合作化運動，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新制度的誕生”，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實現發(fā)家致富夢想，同時也是改造小農經濟思想的最切合實際也最有可能實現的道路，他接下來的寫作，就是為了記錄這個偉大的歷史實踐和“這個制度的新生活”（柳青：《在陜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yè)余作者創(chuàng)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延河》1979年6月號）。所以，他命名他的作品為“創(chuàng)業(yè)史”，是“史”，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農民“創(chuàng)業(yè)”之“史”，而不是一部小格局的或者其他的文學作品。

　　柳青的這個想法和計劃很可能在他訪問蘇聯的時候就已經萌生。1951年10月，柳青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蘇聯近兩個月。這是柳青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國。在蘇聯，他參觀了很多地方，了解社會主義建設，看工廠，到集體農莊，深有感觸。參觀列夫·托爾斯泰故居時，代表團推舉柳青代表大家在博物館的留言簿上題詞。雅斯納雅·波良納這個明亮的林中空地，鄉(xiāng)間美麗的大自然，幽靜的莊園，托爾斯泰的生活和寫作方式，對柳青都頗有觸動。他認識到，生活在自己想要表現的人物的環(huán)境中，對從事文學的人是最佳選擇。同去蘇聯的作家馬加回憶說，柳青從蘇聯回來，眼光放長遠了，想寫大的、長的、深一些的作品了。說柳青在解放區(qū)時，還是一個土包子，到莫斯科一下火車，看到早已知名的一些大作家前來歡迎，相較之下，柳青覺得自己還不行，認為要下功夫寫出好作品。柳青自己也意識到，因為一些主客觀原因，此前他雖然已經寫出了反映陜北解放區(qū)農村集體種谷生活的《種谷記》和描寫陜北人民保糧支前英勇斗爭故事的《銅墻鐵壁》，但從生活的深度、歷史的長度和藝術的高度來說，他還未能寫出一部令世人滿意也令自己滿意的作品。因此，他鼓足勇氣和干勁，充滿熱情和信心，準備以“史”的客觀性和“詩”的藝術性來記錄和表現這場偉大的歷史實踐。柳青計劃寫作中的《創(chuàng)業(yè)史》是四部，他要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過程。

　　一切歸根于實踐，歸根于生活

　　面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時代和新生活，柳青深刻地認識到，作為一個新時代的作家，既往的創(chuàng)作經驗特別是生活準備和思想準備是遠遠不夠的。要寫好《創(chuàng)業(yè)史》這樣的作品，亟須深入到自己所要描寫和表現的生活中去了解、體驗和研究。柳青回到陜西后，認為深入生活就應該深入到底，而且要長期堅持下去。1952年9月，柳青剛到長安縣不久，就寫道：“我已經下了決心，長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寫作，和盡可能廣大的群眾與干部保持永久的聯系。”“我今后作品的數量和質量，將表現我的決心是否被堅持了。”（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譜》增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柳青還在文章中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就需要作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和工農群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認為“一切歸根于實踐。對于作家，一切歸根于生活”（《和人民一道前進——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周年》，《人民文學》1952年6月號）。所以，柳青雖然先后在西北文聯、中國作協西安分會、長安縣委任職，但他不坐在機關辦公室，一直深入到皇甫村，安家落戶于此，與群眾打成一片，從建社、生產到農民的生活，有關心，有參與，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結識了許多人，了解了許多事，這些人和事漸漸在他的頭腦里形成他創(chuàng)作的基本素材。據研究，《創(chuàng)業(yè)史》里的一些人物、故事情節(jié)和生活細節(jié)，和皇甫村當年的實際情況很接近，像梁生寶、梁三老漢、董柄漢、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乃至姚素芳等許多人物，都能從生活中找到原型。當然，柳青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對這些人物在性格刻畫上還有很多的藝術概括和塑造。

　　據路遙同事、柳青研究者邢小利回憶，認柳青為文學“教父”的路遙談到柳青時曾說：“做一件事，必須全身心投入，經歷全過程，才會有深刻的體驗，全面的認識。”1959年4月，《創(chuàng)業(yè)史》以《稻地風波》為名開始在《延河》雜志連載，有一天，柳青叫皇甫村合作化運動的積極分子王家斌到他住的中宮寺，商量進南山割毛竹縛掃帚賣錢，說他也要進山看農民怎樣割竹子。商量后，王家斌帶了十一個社員當天擦黑動身從峪口進山，柳青和侄子第二天早晨騎自行車到王曲，然后步行經大砭峪進山。原來商定在黑溝口集合，柳青因為路不熟走到了韭菜灘，翻山越嶺，夜宿草棚，來回五天，走了二百多里路，他目睹了山民在峭壁陡坡割竹子的艱辛，為創(chuàng)作積累下了生動素材。回到皇甫，柳青給王家斌捎話，讓他們把這次割的毛竹縛成掃帚，背到灤鎮(zhèn)賣了。根據這次實地的觀察和體驗，柳青寫成了梁生寶帶人進南山割竹子情節(jié)的《深山一家人》（《延河》1960年3月號），此即為《創(chuàng)業(yè)史》第一部第二十二章新寫的部分。

　　創(chuàng)作要表現一個大時代

　　柳青認為，創(chuàng)作要表現一個大時代，深入生活的同時，還要提高作家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柳青非常重視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和研究。1965年10月，柳青在中組部印制的“干部鑒定表”中自述，他近年來通讀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讀了《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一卷的一部分，讀了蘇聯亞歷山大羅夫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康士但丁諾夫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并參照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一書著重研究了規(guī)律、階級和國家、社會革命、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幾個問題。在研究上述問題時，他又讀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和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矛盾論》等著作。同時讀了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個性心理學討論集》和中國人民大學的講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概論》，讀書面相當廣泛。談到關于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柳青講：“由于寫作上的需要，我對黨的方針、政策總是努力體會的。有些是我很容易理解的，我就很愉快地把它體現在我的工作中。有些是我很難理解的，我不輕易寫文章、發(fā)表意見或隨便談論。到了后來，實踐表明有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黨就改變了這些方針、政策；實踐表明是自己水平低，長期住在一個地方，觀察問題有局限性，我就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認識水平。我考慮到：不采取這種態(tài)度，我要完成《創(chuàng)業(yè)史》的全部工作，并使作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是不可能的。”（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譜》增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柳青認真學習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功夫研究一些重大問題，從而能在創(chuàng)作中保持高度的理論自覺和自信，他的《創(chuàng)業(yè)史》創(chuàng)作也就能從紛繁復雜的生活中提煉出有深廣意義的主題，創(chuàng)造出有豐富意味的人物形象，寫出可以展示歷史按一定邏輯發(fā)展的精彩故事情節(jié)。

　　柳青是一位跨越現代和當代的重要作家，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從他的作品包括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和散文看，他的創(chuàng)作始終追隨時代前進的腳步，《創(chuàng)業(yè)史》更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面鏡子，被譽為“經典性的史詩之作”。為了寫這部作品，柳青在思想、工作、生活和文學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準備和功課，今天回顧和研究柳青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的過程，很有意義。

　　本文圖片由作者阮潔提供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