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甘坐十年冷 青燈黃卷為傳承——記《江蘇歷代方志全書》13年編纂出版工作

　　古籍裝訂現(xiàn)場 資料圖片

　　專家在雕刻古籍書板 資料圖片

　　日前，江蘇省住建廳與省地方志辦公室共同研究，計劃依托《江蘇歷代方志全書》，將古代方志中的輿圖進行集成出版，按區(qū)域作比較研究，為江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保護工作提供支撐。

　　江蘇是名副其實的“方志之鄉(xiāng)”。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江蘇地方各種志書約1200種，留存至今近千種，占全國現(xiàn)存舊志的1/10左右。2008年，江蘇省委、省政府決定啟動《江蘇歷代方志全書》（以下簡稱《全書》）的編纂整理工程，由省地方志辦公室具體實施。歷經(jīng)13年辛勤耕耘，日前，總計530余冊的《全書》向世人呈現(xiàn)了全貌。這是江蘇目前已經(jīng)完成的規(guī)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項目，也是全國體量最大的省域舊志整理工程，展示了中華輝煌燦爛的文化。

　　十余年扎在故紙堆里的定力

　　從初期醞釀、確定選目、尋訪志書、掃描底本、撰寫提要，到后期殘缺補配等，《全書》的工作量浩大。

　　“參與《全書》編撰的省地方志辦公室工作人員以及撰寫提要的數(shù)十位專家，年復一年，沒有周末和節(jié)假日。每天清晨四五點鐘就起床，扎在故紙堆里，老花鏡從100度加深到200度、400度。”江蘇省地方志學會顧問、《江蘇歷代方志全書》執(zhí)行主編張乃格說，“《全書》總計影印圖版約80萬幅，都是一頁一頁掃描來的；舊志提要200多萬字，都是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

　　一次在淮安市淮安區(qū)圖書館訪書，尋訪者意外發(fā)現(xiàn)天啟《淮安府志》品相極佳。有關吳承恩撰有《西游記》的資料就出自這部書。志書纂修時間為吳承恩去世后40余年，書中的內容可信度非常高。根據(jù)《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的著錄，收藏在淮安的這部書是孤本。

　　舊志整理當然有訪得好書的快樂，但也有一無所獲的失落與得而復失的遺憾。

　　江蘇全省現(xiàn)存歷代志書大多分散收藏在全國一兩百個圖書館、博物館。加上國家早有規(guī)定，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的圖書屬于文物，而文物的復制有著嚴格的制度。因而舊志尋訪及底本掃描遇到的困難極大。

　　底本是舊志影印質量的前提，底本挑選必須精益求精。“我們選擇底本的通常做法，是盡可能選用志書的初版書，因為初版書最接近纂修者的原意。但也有例外。”張乃格介紹。比如，民國《續(xù)修鹽城縣志》初版于民國22年（1933），但這部書定稿出版付印后，有人專門寫了一本《續(xù)修鹽城縣志第一輯攻錯錄》，對志書提出批評。有鑒于此，作者胡應庚克服種種困難，“待輯者補之，漏略者增之，粗疏者完善之”，在民國25年（1936）再次印行。顯然，民國25年的本子要優(yōu)于初印本。鑒于這種情況，編撰組便用民國25年的本子替換了民國22年的本子。

　　普查、編校等工作煩瑣異常，這樁長達十多年的“苦活”，全憑定力和毅力達成。最終《全書》以清末行政區(qū)劃為標準，同時參照現(xiàn)行行政區(qū)劃，分設省部、府部、小志部和附錄4大板塊，收錄了唐代至民國期間各種方志古籍650多種，總計影印圖版約80萬幅。所收方志古籍種類之多、數(shù)量之大、范圍之廣，堪稱江蘇歷代方志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字斟句酌查漏補缺的毅力

　　江蘇方志文獻豐富的數(shù)量，恰恰與后世整理的難度系數(shù)成正比。張乃格介紹，在《全書》選編的標準上，編撰組盡可能選擇唐宋元早期方志以及晚清、民國期間成書的方志，因為方志有個傳統(tǒng)，往往后面的志書覆蓋前面志書的內容，后出轉精、資料更加豐富。另外，史料價值較高的良志和名人編撰的志書，也盡可能收錄進來。

　　為保證《江蘇歷代方志全書》質量，編撰組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力求寫好舊志提要。每一本書的前面寫一篇提要，每個縣、府、州前面寫一篇本地方志發(fā)展簡史，力求讓讀者基本了解這部書的大體面貌。再如，志書會有缺頁、倒頁，甚至漏頁、缺卷，遇到這種情況，編撰組力求尋訪不同藏書單位同一種志書的同一種版本，把相應的一卷、一頁掃描來，這叫“補配”。經(jīng)過“補配”的志書，它的精善程度往往超過圖書館原來收藏的版本。

　　舊志整理涉及目錄學、版本學、文獻學、歷史學以及漕運、河防、賦稅、自然地理等眾多學科，必須字斟句酌，一絲不茍。否則，稍一疏忽，就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錯誤。

　　一次一位作者為南通的一部小志《海曲方域小志》寫提要。此書由金榜輯錄。提要作者參考《江蘇舊方志提要》《皖人書錄》《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等書，著錄金榜字蕊中，號檠齋，清安徽歙縣人。但根據(jù)經(jīng)驗，古代地方小志通常都是本地人編寫的。而歙縣人金榜從未到南通任職，怎么會對編輯一本南通地方小志感興趣呢？

　　“對此，我們深表懷疑，下決心查個水落石出。”一位編纂組專家告訴記者。但小志的纂輯者往往是無名之輩，查找起來十分困難。編撰組花了一個多星期，才在光緒《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三《人物志·文苑傳》查到金榜的傳記，再聯(lián)系《崇川咫聞錄》《崇川詩集》等文獻，終于發(fā)現(xiàn)此金榜非彼金榜。南通的金榜字字縣，號天門，清南通州人，廩貢。而這恰好和《海曲方域小志》各卷卷端題名“紫瑯金榜天門氏輯著”契合無間（紫瑯指南通的狼山）。

　　青燈黃卷，精心耕耘?！度珪范噙_85萬頁的文獻，均經(jīng)專家學者的細讀查證，提供了豐富的背景知識。整理與研究的相得益彰，保障了《江蘇歷代方志全書》立足于當代出版業(yè)的學術品位。

　　探求通俗化、數(shù)字化的努力

　　“方志在刊印流傳上，往往數(shù)量較少，這對研究者的閱讀利用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孟彥弘說，像江蘇這樣，集中影印出版一省的方志，非常符合讀者閱讀、使用方志的規(guī)律和習慣。

　　了解一地的歷史文化，最簡便也是最重要、最可靠的途徑，就是閱讀該地的方志。“江蘇方志是江蘇重要的資源和財富。”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江慶柏教授說，期待江蘇方志的數(shù)字化工作能夠取得更好成績，能夠給江蘇人民和廣大讀者提供一個內容豐富、體例完備、文本準確，同時檢索便捷的江蘇方志數(shù)據(jù)庫。

　　《全書》出版單位鳳凰傳媒有限公司總編輯徐海，對如何在全社會充分使用《全書》給出了建議。“現(xiàn)在很少有人跑到圖書館去查閱或者翻揀500多卷的著作，必須通過數(shù)字化、網(wǎng)絡化上傳《全書》上的知識，便于大家使用，這很重要。我們正在著手做這個事情。”徐海介紹。

　　另外，徐海認為，要把《全書》變成“愛土”和“教民”的教材。影印版的古籍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沒法做到充分利用，有待各位學人能夠在龐大、豐富的《全書》體系里去進一步挖掘它的精髓，編寫出經(jīng)典的鄉(xiāng)土教材。“近期，江蘇省社科聯(lián)‘十四五’規(guī)劃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編寫江蘇鄉(xiāng)土教材。鳳凰出版社做好了這個準備，也有這個長遠打算，使繁復浩大的古籍，變成現(xiàn)今學生能讀、使用便捷的鄉(xiāng)土教材。”徐海說。

　　“《全書》在編纂過程中，我們就不斷對其進行挖掘利用。2020年，江蘇省方志辦編纂的《長江歷史圖譜》在南京首發(fā)，其中大量資料來自《全書》。”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左健偉表示。江蘇學人有信心、更有條件對《全書》進一步研究、闡釋、發(fā)揚，在新時代賡續(xù)中華文脈。

　　（本報記者 蘇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