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崇員

　　時隔八年，余華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作《文城》引發(fā)熱議。在筆者看來，《文城》是作者歷時多年潛心打磨的一部精品力作，是其以往小說的集大成，既承接了《十八歲出門遠行》《西北風呼嘯的下午》等小說所具有的先鋒精神，又延續(xù)了《活著》等小說所傾力敘述的人物與其命運之間的友情；既有關于暴力、血腥、死亡的場面鋪排，又以樸素、純凈、凝練的語言敘述了直抵人心的溫情故事。得益于作者對敘述策略的精巧選擇和嫻熟運用，《文城》通過非聚焦和內聚焦的互補視角，透視人物在生存困境下的命運抉擇、悲歡離合。

　　敘述視角是讀者進入文本世界的途徑。法國結構主義批評家熱奈特的“聚焦”理論將敘述視角分為了非聚焦型、外聚焦型、內聚焦型（又可根據(jù)焦點穩(wěn)定程度分為固定內聚焦型、不定內聚焦型、多重內聚焦型）。小說《文城》整體采取非聚焦視角，但在敘述進程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往往采用某個人物的固定內聚焦視角，以人物的“有限視野”來推進故事的發(fā)展，并有意識地省略一些必要信息，形成一段空白，為后面的補敘留足空間，引導讀者與文中人物共同陷入某種“無知”的狀態(tài)，體驗相同的生存境遇，增加對文本的閱讀期待。

　　例如在敘述林祥福與劉鳳美相親時，采用林祥福固定內聚焦視角，在林祥福的眼中，“她給他裝煙時雙手哆嗦，媒婆問了她幾句話，她也沒有回答。”她和林祥福四目相望時，林祥福熱血沸騰，接下來心猿意馬，當女方父親問他是否留下吃飯，他想留下來，“可是媒婆的眼色改變了他的想法”。這里林祥福明顯被相親對象劉鳳美的容顏吸引，有想留下來繼續(xù)交往的意思，但由于采用了“有限視野”，他只看到媒婆使眼色，卻不知為何，回家路上才得知，媒婆使眼色是擔心姑娘可能聾啞。就這樣，林祥福與一段姻緣失之交臂，一個“莫名的眼神”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也為后面他與小美的情感糾葛提供了可能性和期待視野。

　　在全書后半部分《文城·補》中，敘述了顧益民以商會名義安葬了小美與阿強的情節(jié)。因從遺體身上取出的銀票數(shù)額巨大且小美在外有過生育，并且孩子很大可能已夭折，“顧益民吩咐家里的女傭和仆人，這些都是難言之隱，不要外傳”。由于消息沒有外傳，加之顧益民并不知道林祥福與小美的關系，即使后來林祥福長期生活在溪鎮(zhèn)，也沒能見到小美最后一面，最終尋人未果，抱憾終生。這也正好印證和解釋了前面的敘述，為什么“他與陳永良幾乎走遍溪鎮(zhèn)人家，沒有發(fā)現(xiàn)小美的痕跡”。作者通過顧益民的“有限視野”進行精妙敘述，一步步抖開“包袱”、解開“謎團”。

　　余華善于將人物置于極端困境下加以考驗、探查人性，展現(xiàn)人物的命運沉浮。但與《第七天》像推土機一樣把現(xiàn)實的荒誕、秩序的混亂、生存的無助直接推到讀者面前不同，《文城》是將現(xiàn)實和故事以一個個簡單簡潔的敘述單元形成一個個敘述浪花和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敘述節(jié)奏，并通過自然線性、互補印證的方式形成巨大的敘述張力和穿透力。如果說《活著》寫的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力量，那么《文城》則延續(xù)了“活著”主題，通過凄美絕然的故事敘述了“更好地活著”的溫暖與感動、孤寂與悲壯，通篇洋溢著人性的光輝和生命的高尚。正如余華所說“作家的使命不是發(fā)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面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樣的目光看待世界”。筆者認為，《文城》正是通過表現(xiàn)艱難生存境遇下的命運抉擇和悲歡離合，寫下了對人類生存世界的審視思索和悲憫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