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4周年紀念日。24年前的那天上午，汪曾祺放下手中的筆，走完了77年人生。

　　汪曾祺是中國當代文壇獨樹一幟的作家。他不僅在短篇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和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和戲劇劇本，囊括在《汪曾祺全集》和《汪曾祺別集》中。

　　“《汪曾祺全集》追求的是學術，《汪曾祺別集》追求的是個性。”沈陽師范大學教授、《汪曾祺全集》主編季紅真說。

　　《汪曾祺別集》共20卷、200多萬字，為了便于讀者閱讀，制作成小開本口袋書。浙江文藝出版社及其北京中心讀蜜傳媒為之組織了強大陣容的編輯團隊，從策劃到出版歷時三年之久，2020年年底全部面世。

　　這套《汪曾祺別集》，究竟“別”在哪里？

　　“只寫自己想寫的內容”

　　“《汪曾祺別集》，是貼著作者來編的一套書。”這是《汪曾祺別集》發(fā)起人、編委李建新的基本思路。20多年來，他幾乎收齊了汪曾祺在世時出版的所有著作。

　　雖然李建新沒有見過汪曾祺，但是深受汪曾祺文字的影響。所以，他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給大家看到一個更美好、更完整的汪曾祺，而不是以個人的喜好來選，更不是投市場所好去編。

　　1981年，楊早第一次讀了汪曾祺的小說《受戒》，從此便成為汪迷，以至汪曾祺發(fā)表什么他讀什么。楊早慢慢從汪曾祺作品的閱讀者變成了研究者。

　　如今楊早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所研究員、《汪曾祺別集》編委。他認為“這套別集的最大特點，在于它不只是在編文，而且也是在編‘人’，把作家作為一個重要的對象展現(xiàn)給讀者”。

　　“對于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來說，汪老是一個重要的在場者、參與者、建構者，甚至是引領者。這套別集，是二十世紀留給我們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說。

　　“別趣、別才，是汪曾祺文章奧秘之一。”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汪曾祺別集》第7卷《非往事集》、第9卷《燒花集》編者徐強認為，“汪先生的人格與風格，相對于端莊肅穆、正襟危坐的‘標準正體’來說，都有一種偏離感、旁逸感，就像一棵樹，他多半不喜歡做那規(guī)矩的主干，寧愿做側生斜出、顧盼靈動的側枝。某種意義上，他創(chuàng)造的是一種‘旁側’‘別’的美學。”

　　《汪曾祺別集》第10卷《揉面集》，是文學論述專集，汪曾祺卻以散文、隨筆的形式寫成。

　　“他將生活、文藝和學問融會貫通，凝聚成藝術觀和對生活的態(tài)度。他的文章沒有術語，沒有大詞，卻講出了大道理。”《揉面集》編者顧建平在后記里寫道，“汪曾祺這些文學論述，不是高頭講章，不做邏輯縝密的推論，只是以個人美學感應和美學判斷為基礎，兼以學識、見聞為佐證，稍加總結歸納，用個人化的語言風格表述出來，因此具體可感不空洞，基礎牢實經(jīng)得起推敲，足以更新我們的文學觀，成為文學理論中真正有價值的‘常識’。”

　　作家王樹興是《汪曾祺別集》第6卷《故里雜記》編者，他說這本雜記選入29篇短篇小說，集中反映了高郵的世情人物、風土鄉(xiāng)俗，寫盡了平凡市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的美感與哀愁。“這里有百工居肆、人情豐稀，讀者可以當一部樸素潔凈的‘高郵夢華錄’來細讀了。”

　　讀《汪曾祺別集》里的文章，回味無窮，意猶未盡，正如汪曾祺評價自己的作品那樣：“只寫自己想寫的內容，并不啰唆。”

　　寫出“普普通通的家常味”

　　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期間，信服沈從文先生經(jīng)常說的“滾到生活里去”。從此，他寫作用普普通通的話，寫得樸樸素素。

　　汪曾祺生前曾說過：“寫作，是我生命全部。”

　　生活就是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也是生活，同樣樸素平實。汪曾祺之子汪朗回憶說：“老人畫畫、寫字都是用最次的紙，最差的顏料，但是他自己覺得有意思，就畫著玩。記得我剛工作時，給他上北京百貨大樓買的十來塊錢的顏料，還是那種牙膏袋的，他就當寶貝了，自己根本舍不得花這個錢。”

　　“今天去買個菜，然后就寫一篇買菜的小說或者散文，大概就是這樣一種寫作狀態(tài)。這是他自身的一種獨特的寫作路徑帶來的。所以，他會把寫作變成一個很日常的東西。”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風說。

　　1988年9月，汪曾祺在為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上課時，以做飯為喻，討論了“作家的自我認識”問題。“寫作品也一樣，要寫得有中國味兒，且是普普通通的家常味，但制作時要很精致講究，叫人看不出是講究出來的。我喜歡琢磨做菜，有人稱我是美食家。寫作和做菜往往能夠聯(lián)系起來。”

　　作家、出版人、《汪曾祺別集》編委龍冬，與汪曾祺相差四十余歲，是汪曾祺最后十年的忘年交。龍冬回憶說：“我每次從汪先生家里出來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像是孔子帶著學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就是這樣一種很舒朗、很爽朗的感覺。你面對他的時候，雖然話不是很多，但我們知道就是比較純凈。”

　　“汪曾祺用一支筆，創(chuàng)造了一座‘純真博物館’。這本文字速寫集，不怎么經(jīng)營故事，幾乎只有線條，但無論神仙圣賢，還是凡夫俗子，都彌漫著濃濃的‘汪味’——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一以貫之的味道。”這是《汪曾祺別集》第18卷《人寰速寫》編者宋麗麗的編輯感受。

　　“用自己的手去觸摸每一個字”

　　汪曾祺還服膺沈從文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要貼到人物來寫”。

　　《汪曾祺別集》第14卷《夢見沈從文先生》編者凌云嵐認為，“要貼到人物來寫”是沈從文“小說學的精髓”，可惜在西南聯(lián)大班上很多同學聽了都不明白。汪曾祺倒是記了一輩子，夢中也要“復習”一遍：“文字，還是得貼緊生活。用寫評論的語言寫小說，不成。”

　　不僅如此，汪曾祺還說過：“我要用自己的手去觸摸每一個字。”

　　“他的一生，在純正明晰的藝術上，是對文字觸摸的一生。他是那種最清楚什么叫作幸福的人。”龍冬說。

　　什么語言是好的？汪曾祺說，第一個是準確，第二個是明白，一定讓讀者，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記住。

　　在《燒花集》中，收錄了汪曾祺寫給朱奎元的一封信，是文言風格的：

　　“偶聞吳奎說調笙師已婚娶生二子，茲事前未之聞。則你寓居景況又當與原來設想者稍異。燈下不少談笑，山頭無由杖策，為得為失，誠未可知，李小姐亦是初中同學，或尚依稀記得我小時模樣，嘗談及否？”

　　“生活方式就是言語方式，人格風采對應于藝術風格，那就是灑脫自然、率性任誕。這里面明顯見出魏晉士人生活態(tài)度對汪曾祺的影響，乃至于他的文章口吻也深深帶著魏晉人物的氣質。”徐強評述。

　　聞一多說的“寫文章就是寫語言，語言是態(tài)度，不是目的”，也深深地影響了汪曾祺。

　　后來，汪曾祺反復提醒作者要重視語言，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他認為，語言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語言的背景是文化。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一句話要找一個最好的說法，用樸素的語言加以表達。年輕作家要向民間文學學習，學習民間文學語言的樸素、簡潔和明快。

　　“汪先生的作品是口語的白話文，但是他絕不是白開水，里面既有東西方古典文學的營養(yǎng)，又有我們市井語言、民間文學的精華，簡直是太豐富了。”龍冬說。

　　在《汪曾祺別集》第13卷《逝水集》的自序“我的世界”中，汪曾祺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我在這個世界走來走去，已經(jīng)走了七十三年。我還能走得多遠，多久？”

　　“他比我們很多人都走得遠，他的文字走得更遠、更久。”《汪曾祺別集》第3卷《羊舍一夕》、第12卷《旅途雜記》編者蘇北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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