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書寫看長江之變

　　【熱點觀察】

　　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古往今來，長江憑借特有的自然景觀、獨有的戰(zhàn)略地位和不斷豐富的文化底蘊成為歷代文人墨客抒情寫意的意象。從先秦的老莊、屈原到唐宋的李白、蘇東坡，再到現(xiàn)當代的沈從文、廢名、汪曾祺、王安憶，他們書寫長江的作品中，不乏懷人、思鄉(xiāng)、憶事、感時的典范之作，我們從中既能看到長江流域的風物之變，又能窺見中國人精神文化風貌的變遷軌跡。

　　1.敬山敬水：原生態(tài)的長江

　　孔子的“樂山樂水”，孟子的“仁民而愛物”，荀子的“天行有常”……這些傳統(tǒng)樸素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表明，很早以前人們就開始思考人與自然、人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系。

　　書寫長江的詩文卷帙浩繁。在上古的神話敘事中，長江被披上了神秘主義的面紗，成為人們敬畏的神靈，也帶來了審美意識和想象力的啟蒙。古老的巴蜀、荊楚、吳越文化在此處孕育，璀璨的華夏文明展開了炫麗篇章。華夏人民一方面賴此安居，另一方面又心存敬畏，反映在文化上，是濟災治水的傳說、浪漫瑰麗的愛情和無可奈何的人世感嘆。巫山神女瑤姬助禹治水，娥皇女英淚染斑竹，屈宋辭賦中的帝閽、西皇令人神往。從《詩經(jīng)》《離騷》到唐宋詩詞，無數(shù)文人墨客借景抒情，或憑吊歷史、或寄托相思、或感慨人生。

　　“猿啼”是詩人們不約而同描繪的一個場景，李白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人盡皆知。此外，還有杜甫的《登高》、屈原的《九歌·山鬼》、白居易的《琵琶行》、林鴻的《巫峽啼猿歌送丘少府歸四明》等。除了“猿啼”，蘇軾、溫庭筠等人的詩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數(shù)叢沙草群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峽深明月夜，江靜碧云天”，則為我們呈現(xiàn)了長江流域碧水藍天、綠樹掩映、人魚鳥獸和諧共處的美麗景象。

　　古人筆下的長江美不勝收，但一些詩作也不乏無奈的感慨，北魏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借巫峽漁人的歌謠道出，“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自古三峽，地狹水險，無風波狂，疊嶂蒼蒼。它有獰厲的美麗，對于古時的行船人，三峽就像一個陰晴不定、心事難度的暴君，無數(shù)行人過客的生命曾葬送于此，令聞者懼、行者憂。

　　《詩經(jīng)·國風·周南·漢廣》講述一個男子看見傾心的姑娘想去追逐，奈何江水連天，無法泅渡與跨越，只能望江悲嘆“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宋代詞人李之儀也書寫了類似情狀，《卜算子·我住長江頭》中的“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將一個隔江翹首思念愛人的形象生動地凸現(xiàn)出來。悠悠長江，既是有情人遙寄情思的天然載體，也是他們千里相隔的天然障礙，所導致的無盡相思和無窮別恨，引發(fā)了“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的千年感嘆。

　　放眼現(xiàn)當代文學，也有諸多作品反映了長江帶來的生活多艱。鄢國培的小說《長江三部曲》和蔡其矯的詩歌《川江號子》，都描繪了在沒有通航的川江上，船夫們唱著“纖夫尸骨埋江底，老板年年添新船”的哀歌，用生命與急流搏斗，在險灘、陡壁中艱難地討生活。川江舟子這千年的血淚不過是一個縮影，反映了科學技術不發(fā)達的過去，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2.竭山竭水：工具化的長江

　　近代以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人們逐漸喪失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萌生了能征服自然的錯覺，肆無忌憚地壓榨自然。新中國成立后甚至一度喊出“人定勝天”的口號，“大躍進”的態(tài)度和方式給生態(tài)環(huán)境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破壞。

　　雖然航運發(fā)展給長江兩岸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是也伴隨著其他不可逆的副作用。在當代作家的筆下，橫渡長江已非難事，《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每天都坐輪渡渡江上下班，“上了輪渡就像進了自家的廠，幾乎全是廠里的同事”。然而，長江及其周遭的環(huán)境，卻因肆意排污遭到嚴重破壞。虹影《饑餓的女兒》中有這樣的描寫：“污水依著街邊小水溝，順山坡往下流。垃圾隨處亂倒，堆積在路邊，等著大雨沖進長江”；蘇童《南方的墮落》中的長江則徹底改變了面貌：“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過的河水泛著銹紅色，水面浮著垃圾和油漬，向下游流去。”還有歌謠這樣唱道：“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質變壞，八十年代魚蝦絕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此外，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喬邁的《中國：水危機》、徐剛的《江河并非萬古流》《長江傳》等作品，也揭示了這一觸目驚心的水環(huán)境惡化。從當代作家筆下的長江景觀中已感受不到任何原生態(tài)氣息，“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似乎已成為絕唱。

　　生態(tài)的破壞還帶來了物種滅絕等諸多問題，被稱為長江生態(tài)“活化石”的長江江豚，數(shù)量逐年減少，目前僅有1000頭左右。兒童文學作家黃春華、諸川匯以此為主題分別創(chuàng)作了環(huán)保童話《生命之球》《安迪歷險記：尋找長江女神》，故事的主人公是生活在長江的江豚，小說講述了江豚面對滅絕的危機如何自救，從側面敲響了人類自救的警鐘：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如果生態(tài)環(huán)境不斷遭受破壞，動物將瀕臨滅絕，我們人類同樣難以幸免。保護大自然就是保護我們自己。作家們希望借這些作品引導孩子從小樹立環(huán)保意識，呼吁全社會行動起來共同保護人類家園。

　　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帶來的不僅是環(huán)境的改變、美和文化的退場，更可怕的是精神文明的消逝。已經(jīng)有作家開始從文化倫理學的高度呼喚大眾的自然生態(tài)良心。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追尋長江，將長江作為連接昔日輝煌文明與今日現(xiàn)代化的文化紐帶，稱其為“我們的父親”。面對長江美好的生態(tài)與文明，隨著時代變遷逐漸萎縮，他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傳遞了文化傳承重任與時代發(fā)展內在要求的沖突，點明了這個時代深層的文明陣痛，從文化反思層面提出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層思考。

　　3.樂山樂水：和諧的新長江

　　隨著國家對生態(tài)文明建設越來越重視，長江也開始煥發(fā)新的容顏，關于人與長江和諧相處的文學作品也越來越多。2013年陳前主編的《中國夢·長江行：寫給長江的報告》、2015年王玉德主編的《長江文明之旅》叢書、2018年范春歌的《兒行千里——沿著長江上高原》、2019年徐魯?shù)摹蹲穼ぁ返龋瑥牟煌嵌日宫F(xiàn)了長江流域近些年來的變化。還有李展鴻在《中國人的長江史詩變奏曲——“2019美麗中國行”參訪三峽大壩》的報道中，回顧了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前世今生以及給整個三峽地區(qū)帶來的巨大變化。三峽工程的建設，不僅改善了長江上游的水域條件，減少了洪水災害，每年還提供大量清潔能源，提高了長江中下游的通航能力，為沿江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流域內群眾安居樂業(yè)提供了切實保障。三峽工程，就是人類與自然共贏的最好例證。另外，動物也在檢驗著我們的生態(tài)修復成果。在《“網(wǎng)紅省鳥”“環(huán)境管家”“兩山銀行”——來自長江邊的江西故事》這篇報道中，我們看到了沿江生態(tài)令人欣喜的變化：“鄱湖浩渺，風光旖旎，水落灘出處，白鶴嬉戲玩樂、展翅飛翔。”白鶴重新出現(xiàn)的背后凝結著廣大干部群眾修復長江生態(tài)的不懈努力。

　　長江塑造了江邊人群的生命特質和精神風貌，融進了江邊居民世代傳承的基因里。一些海外華文作家，遠離故土多年后仍念念不忘長江。比如，在旅美華人作家聶華苓的創(chuàng)作中，長江與三峽一直都是極其重要的文化意象，《失去的金鈴子》與《桑青與桃紅》就是典型代表。更進一步，長江還塑造了一種文化集體無意識，劉醒龍在《上上長江》中呼吁，“只有當自己有了獨立的靈魂，長江才會成為我們的母親河”。在這些作家心中，長江已從自然長江升華為人文長江和中國人靈魂的棲息地，這與當下生態(tài)意識的轉變密不可分，也無形中為當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注入了有力的內在催化劑。

　　長江蘊藏著巨大的財富和生產(chǎn)力，也承載著文化和文明，更關乎我們子孫后代的幸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人的生存來說，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長江經(jīng)濟帶建設與生態(tài)建設相結合，已經(jīng)取得了諸多成就。時有媒體報道沿江生態(tài)令人欣喜的變化，為我們展現(xiàn)了生產(chǎn)和生態(tài)雙贏的可能。

　　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省南京市主持召開全面推動長江經(jīng)濟帶發(fā)展座談會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把長江文化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延續(xù)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如今，長江經(jīng)濟帶仍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龍頭，其生態(tài)狀況關乎大局，“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fā)”已成為長江文明建設的新共識。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文化問題，只有將生態(tài)問題放到普遍的文化語境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些問題出現(xiàn)的根源并找到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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