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xiāng)是作家出發(fā)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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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片文學風景,都有著作家故鄉(xiāng)獨一無二的文化符號?!段膶W的故鄉(xiāng)》告訴您,故人故土為何,給作家進入了文學世界的清晰答案:文學就是從故鄉(xiāng)里長出來的。
作家如何將生活的故鄉(xiāng)轉化為文學的故鄉(xiāng)?
為了找到答案,紀錄片導演、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帶著團隊,跟隨6位作家回到故鄉(xiāng)、回到文學現(xiàn)場——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賈平凹的商州、劉震云的延津、阿來的嘉絨藏區(qū)、遲子建的冰雪北國、畢飛宇的蘇北水鄉(xiāng)。
拍攝始于2016年夏天,歷時兩年完成,又等了兩年,直到今年7月播出——這就是系列紀錄片《文學的故鄉(xiāng)》。
“故鄉(xiāng)是作家出發(fā)的原點。”誠如張同道所言,“我期待觀眾通過這部紀錄片找到自己的文學故鄉(xiāng),就是我們的精神故鄉(xiāng),就是詩和遠方。”
回歸文學
怎樣把作家們用紀錄片的方式表達出來,這對“紀錄片老兵”張同道來說非常有誘惑力。
張同道自認是一個“文學的逃兵”,學生時代懷揣著文學夢,最終沒有從事文學工作,也沒有當成作家,但這個夢一直沒有消失。他想著用“文學的故鄉(xiāng)”這個選題,用紀錄片的這種方式再次回歸文學。
2015年冬天,張同道開始做《文學的故鄉(xiāng)》策劃案,立項通過大概是第二年的四五月份了。而拍攝持續(xù)了整整兩年。
“之所以時間跨度這么長,很大一個因素在于,要說服這些作家接受拍攝很難,幾乎是我拍過所有片子當中最難的。甚至有一些我很欣賞的作家,明確拒絕我說,作家留下著作就夠了,不需要影像。”張同道說,他們覺得在攝影機面前很難受。
比如莫言說,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對鏡頭說話,最幸福的事是在酒莊喝酒。他把自己放得很低,總說“我有什么好拍的。”張同道就回道,“您的價值比您預想的可能要大。”
2012年11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觸動張同道拍攝紀錄片的原因之一,“我突然意識到應該為文學做點什么”。
“還有一個觸動我要拍攝的靈感來自魯迅先生。假如能把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留下來,那到現(xiàn)在該是多么大的一筆財富。”為此,張同道認為,莫言等這些作家還都年富力強,并且已經取得了非常高的世界性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應該在他們表達能力、思想能力都非常好的狀態(tài)去拍、去記錄。
于是,在《文學的故鄉(xiāng)》里,張同道堅持請求每位作家回故鄉(xiāng),就是希望作家重返現(xiàn)場,回到真實空間,情有所動、心有所感,觸發(fā)自然而內在的反應。
文學版圖
“六位作家,六座高山,我要一座一座攀登、品味、思索,留出足夠的耐心、韌性與節(jié)奏。”張同道如是說,這是個人投入心力最多、耗時最長的一次審美之旅,“這種緊張、焦灼、興奮與疲勞交織的純粹時光,沉淀為生命里一道深深的刻痕。”
從零下42攝氏度的北極村,到海拔4400米的巴郎山,從油菜花盛開的蘇北水鄉(xiāng),到高粱紅透的高密東北鄉(xiāng),秦嶺深處,黃河岸邊,拍攝團隊繪出了一副中國當代文學版圖。
而每一個文學空間,對應的是一位作家的文學坐標。
莫言創(chuàng)造了高密東北鄉(xiāng)這么一個熱烈濃郁、粗獷豪放的文學王國;賈平凹小說的故事植根于秦嶺山系和秦楚文化的土層;阿來小說帶著嘉絨藏區(qū)的青稞、草場、雪山和土司傳奇;劉震云小說帶著中原大地的麥田、苦難、幽默和歷史故事;遲子建小說帶著北國的冰雪、蘑菇、林海和秧歌;畢飛宇小說帶著蘇北水鄉(xiāng)的河流、水田和小船。
每一片文學風景,都有著作家故鄉(xiāng)獨一無二的文化符號。那個小小的故鄉(xiāng),是作家、也是文學的解鎖“鑰匙”。
當拍攝完《文學的故鄉(xiāng)》,張同道明白,每一位作家都是被命運選擇的人,都是一片土地的代言人,“與其說作家選擇了土地,不如說土地選擇了作家”。
就如遲子建說:“當我童年在故鄉(xiāng)北極村生活的時候,我認定世界就北極村那么大;當我成年以后,到過許多地方,回過頭來一想,世界其實還是那么大,它只是一個小小的北極村。”
文學故鄉(xiāng)
畢飛宇自稱沒有故鄉(xiāng),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莊。拍攝時,只得找一個相對古樸的村子。然而,當他在村里漫步一圈后,決定“還是去楊家莊吧”。江蘇楊家莊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一個模擬空間里,他找不到自己的童年。
30年別離模糊了記憶,左問右尋,在一片河灣前,畢飛宇似乎找到了記憶的版圖,卻無法印證。他疑惑地四處打量,突然拍了一下腦門,“啊”的一聲轉過頭去。鏡頭里,畢飛宇寬厚的背部微微抖動。長達1分40秒的靜默之后,他轉過頭,擦了一下發(fā)紅的眼圈說“就是這兒”——楊家小學,他出生的地方。
那個沉默的背影,仿佛訴盡了一切,那是最深的隱秘與創(chuàng)作的內在動力。畢飛宇撐一支竹篙,劃船駛過故鄉(xiāng)的河流,一路遭遇《青衣》《玉米》《平原》《推拿》里的人物。蘇北少年的起點就是這個不過生活了五年的地方。
故鄉(xiāng),是游子的鄉(xiāng)愁,而鄉(xiāng)愁是發(fā)生在土地上的記憶、是跟隨一生的童年。
莫言說:“作家的故鄉(xiāng)并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期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過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
這“血地”,就是文學的發(fā)生現(xiàn)場。張同道找到了紀錄片的“魂”之所在,故鄉(xiāng)是土地、房屋,是童年,哪怕是故鄉(xiāng)的一棵樹,一處斷墻都可能承載著記憶,這是有情感力量的。
所以,當莫言等最后一批鄉(xiāng)土文學作家回到了生長的地方,站在出生成長、愛恨交織的土地上,故人故土為何,且他們如何進入了文學世界都有了清晰的答案——文學就是從故鄉(xiāng)里長出來的。
跟隨作家回故鄉(xiāng)成了最珍貴的影像。“從故鄉(xiāng)的背景出發(fā),去呈現(xiàn)一個作家的道路:他的成長與創(chuàng)造、他的歸來與出發(fā)、他的親情與回憶,都會彼此映現(xiàn),更深刻地傳遞出作品的意蘊,以及那些隱約閃爍的原型形象。”《文學的故鄉(xiāng)》總策劃、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說,對紀錄片的關注,會激發(fā)更多人對文學的興趣與多元的理解。(本報記者 陳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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