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諾獎魔咒，莫言重回寫作

　　距離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經過去了8年，距離出版上一部小說已經過去了10年，在今年7月的尾巴，莫言終于出版了新小說《晚熟的人》——這也真是一部晚熟的小說。

　　在為新書舉辦的線上發(fā)布會上，莫言穿上了一件30年前的條紋襯衣，自嘲因為胖了很多，這件過去顯得寬松的衣服現(xiàn)在已經合身且顯瘦了。比襯衣的時間更久遠的是他小說中的故事，“小說里的很多人物都是我的小學同學，時間一下子回到五六十年前，小說里的人物跟我一樣在慢慢地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成長，并晚熟”。

　　關于書名中“晚熟”的概念，莫言解釋，如果一個作家或者一個藝術家過早地成熟了、定型了、不變化了，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終點；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家希望自己能夠晚熟，使自己的藝術生命和藝術創(chuàng)作力能夠保持得更長久一些。

　　莫言曾自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晚熟的人》包含12個故事，和以前的作品相比，講的不再是“英雄好漢王八蛋”，而轉向了那些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好像從我們身邊走出來的一樣。只有當看完他們的故事，才恍然大悟，原來莫言要講的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要串起一個時代的潮起潮落。

　　這是莫言第一次把筆墨落在了“當下”。

　　在《紅唇濾嘴》中，他塑造了一個網絡“大咖”的人物形象。高參深諳互聯(lián)網運作規(guī)律，最擅長胡編亂造、添油加醋，靠販賣謠言發(fā)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個“水軍”，讓咬誰就咬誰，讓捧誰就捧誰，簡直呼風喚雨。高參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萬個人也成不了大氣候，但網絡上，一百個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在《天下太平》中，二昆晃晃手機，說：“我們村子里的人，在我的培訓下，都有強烈的新聞意識，都能熟練地使用手機的錄像功能，上到百歲老人，下到五歲兒童。”

　　12個故事雖然各自獨立，但擁有共同的背景，高參、二昆之流，也仍然從高密東北鄉(xiāng)走來。那個用童年經驗和想象力織造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早已一去不復返，對于故鄉(xiāng)的變化，莫言很坦然：“將逝去的留不住，要到來的也攔不住。”

　　這也是莫言第一次作為作品中的人物“深度介入”小說。

　　莫言講故事喜歡用第一人稱“我”，《晚熟的人》延續(xù)了這一習慣，而且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在現(xiàn)實中的年齡和身份。他把自己寫進小說，而且毫不避諱向讀者交代自己獲得諾獎后的生活。

　　“自從在我的家鄉(xiāng)蛟河北岸拍攝過電視連續(xù)劇《黃玉米》后，當地政府在電視劇所搭景觀的基礎上，迅速把這里建成了一個在半島地區(qū)赫赫有名的旅游景點……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掛上了牌子，成為景點，每天竟然有天南海北，甚至國外的游人前來觀看。”

　　莫言似乎都懶得用隱喻，甚至想故意告訴讀者，這都是真的。紅高粱和黃玉米，誰知道哪個是魔幻，哪個是現(xiàn)實。對于這一別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釋：“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zhí)行著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作出什么決定，我在觀察著、記錄著這個莫言與人物交往的過程。”

　　在《晚熟的人》的腰封上，莫言的唯一頭銜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個頗有分量的頭銜在過去的8年中，并沒有為莫言的作品增添什么新的目錄。有人說莫言陷入了“諾獎魔咒”——得了諾獎就很難再進行持續(xù)創(chuàng)作。

　　面對公眾的質詢，莫言已經形成了一套慣常的表達，通常以“獲獎后陷入沉寂”開場，以“希望將來寫出好作品”結束。現(xiàn)在，作品終于問世，他的回答也隨之變了：“獲獎8年來我一直在創(chuàng)作，或者在為創(chuàng)作做準備。”

　　《晚熟的人》的最后一頁列有每一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年表，可以看到，寫作時間從2011年12月到2020年6月，主要集中于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期間有大段的空白。

　　據統(tǒng)計，截至2016年，莫言獲獎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個不同的城市，參加過26次會議、18次講座，題了幾千次字，簽了幾萬個名；特別是在獲獎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連一本書都沒有看。

　　不過，在這8年里，莫言寫過戲曲、詩歌，也到過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舊時刻關注著家國的變遷，關注著周圍的人和事——這些未必“沒用”。“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為小說的素材或靈感的觸發(fā)點。”莫言說。

　　回頭再看，莫言還是那個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講中所說，一個作家一輩子其實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晚熟的人》雖然晚熟，但作家莫言終于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