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錢鍾書的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讀《槐聚心史》

　　作者：李紅巖（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錢鍾書即已為若干著名知識人士所關注，盛譽有加。80年代后，隨著錢氏《管錐編》《圍城》等著作的出版，在海內外掀起過一股“錢鍾書熱”。在眾多仰慕、研讀錢鍾書的學者當中，汪榮祖先生以執(zhí)著、精進而沉穩(wěn)的狀態(tài)，不僅與錢家保持著來往，而且撰寫了諸多學術文本。近日，中華書局推出了汪先生《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以下簡稱《槐聚心史》）一書的簡體字版，應當可視為他40年來研讀錢鍾書先生的扛鼎之作。

　　關于錢鍾書的話題，自來分為兩類。一類談其為人，一類談其學問。汪先生的書也分為兩部分，內篇談錢氏其人，謂之“自我”；外篇談錢之學問，謂之“微世界”。談錢氏其人，大體以時間為序，依照傳記的體例，寫出錢的家庭身世、性格特點、生活經歷、價值取向種種。當然，其中不免談及學問，但那已經落入第二義了。談錢氏其學，則以學科為界，依照主題的特性，寫出錢的哲學、文學、詩學、史學。當然，其中同樣不免涉及傳記，但那已經不是寫作的主題了。二者合觀，可知汪先生走的還是古人“知人論世”的學術路子。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這應該就是汪先生的方法論。

　　關于錢鍾書的傳記，已經出版許多種了，汪先生還有什么新鮮的干貨嗎？有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引用了不少錢氏夫婦致汪先生夫婦的信函。這當然是第一手的資料。此外，圍繞錢氏生平的若干情節(jié)，針對學界的相關解讀，汪先生有批評、有澄清、有補充、有辯難、有分析，如此等等，都算是值得注意的“干貨”。通過這些“干貨”，我們不僅能夠感受到錢鍾書的鋒芒，而且能夠感受到汪先生的銳利。汪先生的銳利，是他學術活力充沛、學術熱情噴射的表現(xiàn)，令我非常向往和欽佩。不過，向往和欽佩之余，我也注意汪先生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對此，我并沒有什么結論，只是回想起經典作家關于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那就是說，我們在評價一個人的時候，應當把這個人對他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為區(qū)別開來，應當把言辭和幻想同他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qū)別開來，把他對自己的看法同他的真實本質區(qū)別開來。恰好，錢先生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他時常引用“心畫心聲”那首詩，說是要注意“借立言為立德，托垂誡以垂名”的人和事。“脫曰‘文可覘人’，亦須于言外行間遇之矣。”

　　汪榮祖與錢鍾書先生合影（1988年夏）

　　當然，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錢鍾書是否屬于“個別的情況”，道理上自然并不排除。不過，一般來講，假如形式（例如語言的空花幻影）與內容（實際狀況）能夠完全合一，那學問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講到錢鍾書的傳記資料，真令人感慨。至少在2000年之前，一些學者致力于發(fā)掘這些資料，可謂吃盡了苦頭。但是今天，當初那些如饑似渴找尋不到的資料卻公開擺在了書店，甚至掛到了網上。正如經典作家所說：“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xiàn)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學術就是這樣進步著，前人的勞作就是這樣被無情地遺忘著。據我所知，目前有幾位學者全力搜討錢氏資料，已經極為豐富和周密，為20年前學界所不敢妄想。這些資料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可以與口述資料相互印證。對此，是應該小心注意的。

　　不過，我們關注錢鍾書，畢竟還是因為他的學問。時至今日，進入21世紀已經20年，我們應當把關注點集中到錢鍾書的學問上來，看看他的學問樣態(tài)究竟是什么屬性，究竟對于今天的我們具有怎樣的啟發(fā)與借鑒作用。因此，我認為汪先生這部書的價值，主要在外篇。在這里，汪先生以深細的功力，為讀者提供了許多精美的內容。例如品評槐聚本人的情詩與情詩論、品評章太炎、論定章學誠，以及諸多具體的論斷等等，都讓我深感精美。不消說，錢先生學問博大精深，汪先生予以評騭，古今東西，關涉極廣。一一追討，勢所不能。這里，我只想談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究竟應當怎樣看錢鍾書所建構的知識形態(tài)。

　　在書中，汪先生用一定篇幅，討論了與闡釋學相關的問題。關于Hermeneutik這個詞，目前有若干種中文譯法：解釋學、詮釋學、釋義學、解經學，等等。錢鍾書是譯為“闡釋學”的。汪先生贊同錢先生的譯法，認為這一譯法“勝于常譯之‘詮釋’”。這樣，錢先生與汪先生也就代表了一派的意見。“闡釋”與“詮釋”不同。闡者，開也；詮者，具也。前者所重在開放性、多樣性，后者所重在固定性、確切性。所以，研究一個人的生平事跡，是“詮”，而研究一個人的學術思想，則是“闡”。由此出發(fā)，可以說汪先生這部書的內篇是在詮釋錢鍾書，而外篇則是在闡釋錢鍾書。由于詮釋重在確切性，所以各種爭執(zhí)不斷，乃至相互傷害。由于闡釋重在多樣性，所以不妨各說各的，以至百花齊放。在伽達默爾看來，闡釋學雖然發(fā)生甚早，但只是從浪漫主義闡釋學開始，這一概念才開始具有“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意義，從而突破了“理解是主體的行為方式”的傳統(tǒng)意義。汪先生書中談海德格爾、現(xiàn)象學，拈出錢氏自謂在國內最早論及狄爾泰等等，均須在上述背景下去理解。

　　錢鍾書先生錄詩贈汪榮祖（1980年）

　　因此，所謂錢鍾書的微世界，即為錢氏的精神世界（這正是“心史”一詞的確切意思）。錢氏精神活動之產品，即為其所建構之知識形態(tài)。這一知識形態(tài)，具有鮮明的精神學科特征。從屬性上講，它是一個闡釋的世界。

　　在任何闡釋世界，文本都是闡釋者面對的第一對象。對此，汪先生透過錢鍾書的闡釋活動，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典范性的案例。結果發(fā)現(xiàn)，正如同闡釋學所期待和要求的那樣，錢鍾書總是“在最舊的東西中驚奇地發(fā)現(xiàn)了最新的東西”。這些最新的東西既然是“發(fā)現(xiàn)”的，那就不是單純的創(chuàng)造，而是視域融合（錢鍾書謂之打通、聯(lián)系）的結果，是具有主體間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既具有相對獨立性又具有內在統(tǒng)一性的人類觀念。從其獨立性而言，它是有“單位”的；就其統(tǒng)一性而言，它是“攸同”未裂的（汪先生強烈反對洛夫喬伊的“單位觀念”說，這里無法討論了）。我認為，錢鍾書是一位觀念闡釋學家，《管錐編》是一部觀念闡釋學著作。錢鍾書一輩子做了什么事？答曰：闡釋觀念呢！

　　正如古文經學的知識形態(tài)以史學為核心、今文經學的知識形態(tài)以義理為核心，錢鍾書通過闡釋活動所建構的知識形態(tài)與精神世界，也有一個核心，那就是詩學。其他種種，均在詩學的普照之下。這就是錢鍾書知識論的結構。從結構或層次的意義上講，所謂槐聚欲以“詩的本體觀去打倒史的本體觀”，自然是不錯的。所謂本體觀，即以誰為本、為核心，座次怎樣排，不是講詩與史的界限，當然更不是打倒史。

　　中華書局出版的汪榮祖著《槐聚心史》

　　錢鍾書說過，把“詩”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精華的同義詞，是西方文藝理論常識輸入以后的事。理論意義上“詩學”一詞，只能如此使用。羅蒂說，20世紀70年代以后，過去那些備受珍視的標準的“哲學問題”，全都被轉換為“詩歌和小說中的隱蔽程序”了。這就是所謂“詩學化”。錢鍾書最感興趣的，不就是這些“隱蔽程序”嗎？所謂“談藝錄”是也。對此，汪先生同樣是有充分揭示的。所以，如果說錢鍾書是一位思想家，那只能是羅蒂所謂的教化（edification）思想家，而不是科學的系統(tǒng)的思想家。

　　錢鍾書的微世界，無論在突出歷史學的詩性特征方面，還是在突出藝術的獨立性方面，以及其他種種方面，都具有哲學闡釋學乃至后現(xiàn)代主義的特征。比如汪先生談到錢氏選詩不取“押韻的文件”，那無非是詩學本體觀的體現(xiàn)，而這與伽達默爾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后者明確說過，一個“忠實于歷史”的再現(xiàn)并不是真正的藝術再創(chuàng)造，只能是一種傳授性的產品或單純的歷史研究資料。在文本與時代背景斷裂（文本中心論）、作品與作者意圖斷裂（作者之死、意圖迷誤）等命題上，錢鍾書以詩學為核心的觀念闡釋學的特點都是明顯的。當然，我不認為錢鍾書是一位后現(xiàn)代主義者，因為照霍布斯鮑姆的看法，后現(xiàn)代主義與歷史形成絕對的斷裂，而錢鍾書，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在現(xiàn)代與歷史之間進行銜接。

　　總之，汪先生的書內容過于豐富，無法一一進行點評。我只希望，讀者能夠通過汪先生的著作去閱讀錢鍾書，從而為建構當代中國富于“融通”性的闡釋學提供啟示。

　　本文圖片均選自《槐聚心史》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0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