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文化的張力

　　【大家】

　　學人小傳

　　劉夢溪，著名文史學者，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1941年生于遼寧，中國人民大學1961級中國文學專業(yè)畢業(yè)，現(xiàn)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創(chuàng)所所長、中國文化史和學術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雜志創(chuàng)辦人兼主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浙江大學求是講座教授兼馬一浮書院院長，長期致力于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xiàn)代學術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傳統(tǒng)的誤讀》(1996)、《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韓文版2019)、《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2008)、《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韓文版2016)、《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當代中國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變奏》(新加坡，2014)、《陳寅恪的學說》(2014)、《馬一浮與國學》(2015)、《現(xiàn)代學人的信仰》(2015)、《將無同：現(xiàn)代學術與文化展望》(2015)、《切問而近思——劉夢溪學術訪談錄》(香港，2016)、《學術與傳統(tǒng)》(上、中、下三卷，2017)、《陳寅恪論稿》(2018)、《七十述學》(2018)、《中國文化的張力：傳統(tǒng)解故》(2019)等。

　　閱讀印象

　　夢溪先生是我景仰的學術名宿大家。我與先生的淵源可上溯到20世紀80年代。在我所購的《1984年文學藝術概評》中，有一篇文章談及先祖父(湯炳正)的《楚辭》研究，其結語是：“湯炳正先生的文章，很有說服力，看來《離騷》作于淮南王劉安之論，可以休矣。”這本中國文聯(lián)理論研究室當年編的學術年刊，“主持編寫”者正是夢溪先生。

　　嗣后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再讀夢溪先生的著述，旋即被先生的才、學、識所折服。尤其是他有關陳寅恪的系列論著，如《論陳寅恪的學術創(chuàng)獲和研究方法》《“借傳修史”：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的撰述旨趣》《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精神義諦》等，莫不邏輯穿透力強，精義紛呈，或發(fā)前修之所未發(fā)，或為時彥之所未至，確實是“研陳”之尤為拔萃者。

　　夢溪先生在懷念張舜徽的《學兼四部的國學大師》中曾說：“(才、學、識)三者之中，識最難，亦更可貴。”此論深得吾心。說到先生之“識”，初讀《〈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詞》的震撼，至今猶在心中激蕩——

　　“本刊確認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標其異。新，固然是人心所向往；舊，亦為人情所依戀。”“在學術上應特別重視中國傳統(tǒng)，在廣為汲納國外的各種新觀念、新學說、新方法的同時，刻刻不忘本民族的歷史地位；在方法上，提倡從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入手……主張宏觀與微觀結合、思辨與實證結合、新學與樸學結合。”

　　王蒙十年前曾說：“時隔二十年，又看《中國文化》的創(chuàng)刊詞，寫得還真是不錯。”

　　為撰寫此文，近半年來，我又將寒齋所藏先生的著述，捧讀一過，并做了筆記，記下感想，還曾專門請教吾師戴明賢先生，戴師亦愛讀夢溪先生的文章。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我對夢溪先生的文章，亦作如是觀。

　　學術轉變

　　彈指三十余年過去，而夢溪先生早已成為我國學術界一位標志性人物。他在四個方面的成果斐然：一是對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學術思想和人物的研究；二是對中國文化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三是對國學與六經的研究；四是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研究所與《中國文化》雜志，以傳播與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三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夢溪先生學術思想的自我轉變階段，這主要是由文學研究轉向學術思想史研究。引導他發(fā)生學術轉變的，乃20世紀的三位學術大師——王國維、陳寅恪和錢鍾書。前后多年時間，先生心無旁騖、夜以繼日地研讀王、陳、錢的著作。先生的夫人陳祖芬老師寫過一篇《不敢見錢鍾書先生》的文章，其中說道：“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頭巷尾，看到一個人，或者在公共汽車上，或者在路上，在樹下，在墻邊，在任何地方，都拿著書看，這個人看的一定是《管錐編》或者《談藝錄》。”這顯然非文學描寫，而是飽含感情的紀實。夢溪先生自己也說，錢鍾書的著作他的確讀得很熟，每一本、每一篇至少都在三遍以上，讀錢的筆記也有好多冊。讀陳寅恪、王國維亦然。

　　這些閱讀促使夢溪先生開始了一項浩大的學術工程，即著手編纂“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叢書，精選晚清民國以來現(xiàn)代學者的著作44家、35卷、共2000余萬字，1990年至1996年，積七年之功始竟其役。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將其出版，翌年獲“中國國家圖書獎”。

　　“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叢書架構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知識譜系，不止于王、錢、陳，對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熊十力、馬一浮、吳宓、傅斯年、馮友蘭、金岳霖、張蔭麟、陳夢家、張舜徽等20多位現(xiàn)代學術人物，均撰有專論或合論。而后又成《現(xiàn)代學人的信仰》一書。

　　馬一浮研究則是夢溪先生新開出的一個學術個案，所下功夫僅次于陳寅恪研究，前后十年，最后問世了“以馬解馬”的學術專著《馬一浮與國學》。先生說——

　　“我的學術興趣中間發(fā)生了轉移，我喜歡上了馬一浮。本來是研究王、陳、錢，一旦進入馬，其他就暫且推后了。馬一浮在20世紀大師中，是學問最好的一位。史學和考據(jù)學方面，馬一浮前面自當有人，但義理學，對中國思想義理的分疏方面，我看不出有誰能超過他。”

　　夢溪先生研究近現(xiàn)當代學術思想的最重要成果，首推他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叢書寫的總序，這就是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1996年年底，當這篇總序以四個整版的篇幅在《中華讀書報》刊載時，可以說引起學術界不小的轟動，老師碩學口耳相傳，都說劉先生發(fā)表了“大文章”。

　　這篇“大文章”發(fā)表后的次年2月16日，在夢溪先生家召開了一次高規(guī)格學術懇談會。戴逸、龐樸、湯一介、李澤厚、李慎之、余敦康、王俊義等學界大家悉皆到場，發(fā)言熱烈，并伴以有趣的爭論。戴逸先生在事先給先生的信里，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稱頌有加，但發(fā)言時則徑直指出，哪些是不能不回答的問題，還有哪些問題不宜忽略。龐樸先生說，此文最大的問題，是對前輩學者只有“仰視”，沒有“俯視”，站在前輩的肩上著論才是合適的態(tài)度。余敦康先生則不認同龐的說法，提出已往的教育，恰好是只有“俯視”，未能“仰視”。李慎之先生為緩解氣氛，說他既不“俯視”，也不“仰視”，而是“窺視”。

　　如今，李(慎之)、湯(一介)、龐(樸)、余(敦康)諸公都已作古，夢公府上那種高朋滿座、大儒智辯的場景已不容易再現(xiàn)了。

　　十年后的2008年，《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單行本，又十年后的2019年出版增訂本，這是夢溪先生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術史之作，重點論述的雖是現(xiàn)代學術與人物，但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亦以前四章的篇幅，多所論列，而且勝義紛陳，都是長期研思積累的創(chuàng)獲。如說“學術思想是人類理性認知的系統(tǒng)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既順世而生又異世而立是學術思想的特點。轉移風氣、改變習俗，學者之理趣覃思與有不滅之功焉”，以及“學術思想的隆替與變異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壯觀的一幕。就與歷史行程的比較而言，可以說一代有一代的學術；但一定歷史時期如果沒有另外的學說與之頡頏和相互撞擊，占據(jù)主流地位的學說內部便會分裂、內耗乃至自蔽”等等，都是令人警醒的創(chuàng)辟勝解。

　　由文入史

　　夢溪先生的學術歷程，經過了“由文入史”和“由史入經”的過程。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前十年，是“由文入史”的過程，那么除《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現(xiàn)代學人的信仰》以及更早的《學術思想與人物》之外，他的專門研究陳寅恪與義寧之學的三書，即《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的學說》《陳寅恪論稿》，應是“由文入史”個案研究的重要成果。

　　《陳寅恪的學說》是對陳氏學說體系內部構造的疏解，《陳寅恪論稿》則是對陳氏學說體系外部學術觸點的著論。值得注意的是，夢溪先生認為，作為史學家的陳寅恪，在他的著作中已經構建了一個歷史文化學說的學術體系，其中包括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中體西用的文化態(tài)度、“有教無類”的文化與種族的學說、獨特的闡釋學和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等。

　　夢溪先生的“研陳”是將陳學和義寧之學結合起來的，既研究寅老本身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同時亦研究他的家學淵源和義寧陳氏一族的優(yōu)美門風。在“研陳”的同時，先生又研究了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與陳氏關系最密切的王國維，知者稱為“王陳并治”。他的《王國維與陳寅恪》一書據(jù)聞近期即將問世，不過從已讀過的《王靜安先生思想學行傳論》《王國維與現(xiàn)代學術的奠立》《王國維的十重矛盾和最后歸宿》三篇章來看，其搜羅材料之翔實、史實還原考證之細致和思想掘發(fā)之深入，均見出夢溪先生對現(xiàn)代學術開山王國維這一學術個案所作研究的眼界和功力。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夢溪先生特別注意寅老對詩中之史和史中之詩的深層發(fā)掘，以及對歷史事件深層結構和歷史人物心理結構的發(fā)覆索隱，并把此種關注擴展到對陳寶箴和陳三立的研究之中。最明顯的是，他通過解讀陳三立《散原精舍詩》中每年春秋兩季赴南昌西山所寫的述哀和祭墓等詩作，對陳寶箴系慈禧密旨賜死的公案有諸多發(fā)覆索隱，從而證實此一公案實際上是歷史的本真。

　　《陳寶箴和湖南新政》的最后一章《陳寶箴之死的謎團及求解》，全文連同注釋逾五萬言，就是為徹底解此一案而設立的。特別是該章的第七節(jié)“慈禧的第二次殺機”和第八節(jié)“陳三立的倒后復帝活動”，其有關背景和史實的考訂，特別透過陳三立詩文復活當事人的心理和場景，發(fā)現(xiàn)了許多單純的史學考證所未及見的隱藏的歷史面向。

　　夢溪先生見微知著、發(fā)覆索隱的功夫，為一些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大家所推許。楊天石先生認為，夢公對《戊戌政變和陳寶箴之死》的考證，“思想嚴密，考證精細”，“是對近代政治史研究非常重大的貢獻”。

　　這里還需提及夢溪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此書篇幅不大，不到十萬字，但分量可是不輕。先生以孔子論狂狷的一段經典名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裾哌M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作為全書的緣起和綱領，釋證道：“‘狂’和‘狷’的特點，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穩(wěn)，只不過一個急促躁進，希望盡快把事情辦好，一個拘泥迂闊，認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辦。‘狂’和‘狷’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并據(jù)此提出：“孔子的狂狷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的意義。特別是‘士’階層以及秦漢以后社會的知識人和文化人的‘狂者精神’，事實上已經成為藝術與人文學術創(chuàng)造力自我發(fā)抒的源泉。”

　　《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以其獨特視角和創(chuàng)發(fā)精神，得到了海外學者的青睞，韓國Catholic大學韓惠京教授，本來正致力于把夢溪先生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翻譯成韓文，但當她看到《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一書后，決定先翻譯此書，并很快由韓國書壇子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發(fā)行，書名譯作《狂者的誕生——中國狂人文化史》。夢溪先生在韓文版自序中寫道——

　　“歷史的哲學命題原來是這樣：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狂狷了，也就是人的主體意志的自由失去了，那么這個社會也就停滯了。但狂有正、邪：狂之正者，有益于世道人心；狂之邪者，亦可為妖。所以需要‘裁之’。正是在此一意義層面，中庸、中道、中行可以成為節(jié)制狂狷的垂范圣道。它可以發(fā)出天籟之音，警示在陷阱邊冥行的人們，左右都有懸崖，前行莫陷渠溝。太史公豈不云乎：‘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其實宇宙人生的至道，都是可參可悟而不可施行的絕對。”

　　由史入經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夢溪先生完成了“由史入經”的轉變，而這一過程是通過研究馬一浮而進入的。他的《馬一浮與國學》雖以題義名書，實際上卻是關于馬先生的學術思想傳論，既梳理傳主的生平志事，又探究其學術思想。

　　通過深研馬一浮其人其學，夢溪先生認為：“馬先生的學術思想系直承宋學而來，特別受朱子的影響至為明顯。但他的思想義理多為原創(chuàng)獨發(fā)，‘六藝論’和‘義理名相論’可視為他的兩項極為重要的學理發(fā)明，足以在現(xiàn)代學術思想史上現(xiàn)出光輝。”又說：“馬一浮的學術思想體系，可以用‘新義理學說’立名，其學理構成為‘六藝論’和‘義理名相論’兩部分，其方法則是儒佛互闡和會通儒佛。”

　　為何稱馬一浮的義理學說為“新義理學說”？夢溪先生認為，這是針對宋儒的義理學說而言。宋儒融佛而辟佛，馬先生卻視儒佛為一體之兩面，只是名言化跡之不同而已。正是由于“義理名相論”的提出和建立，馬先生從學理層面，把宋儒的義理學說和佛學的義理整合在一起了。

　　夢溪先生所作功夫，一是辨明“六藝”和“六經”源流；二是進入六經的文本奧窖，掘發(fā)六經的價值論理。為此，他連續(xù)發(fā)表系列專論和通論，共計十余萬言?！毒戳x論》《立誠篇》《論和同》《論知恥》等是先生專論的代表文字，而《六經的價值論理：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共同價值》則是關于這一議題的總論和通論。

　　馬一浮先生的“六藝論”和國學論是一題之二義，重新定義“六藝之學”為國學的“國學論”。為此，夢溪先生寫道：只有如此厘定國學的內涵，國學才有可能成為一單獨的學科，與文史哲諸科門不相重疊。中華文化具有恒定意義的價值理念悉在“六經”，以“六經”為國學，可以使國學進入現(xiàn)代教育體系。

　　馬一浮先生的“六藝論”包括“六藝之道”“六藝之教”“六藝之人”三項連貫的思想范疇，國學教育可以通過“六藝之教”，傳播“六藝之道”，從而培養(yǎng)“六藝之人”。“國學”這一概念，在中國古代本指國立學校，幾千年來一直如此。當晚清外學大規(guī)模進入，知識人士反思固有傳統(tǒng)，才有作為一門學問的國學概念的提出。夢溪先生是當代學界最系統(tǒng)辨析國學概念的歷史和義涵的學者，從2006年開始，他先后發(fā)表《論國學》《國學辨義》《論國學之內涵及其施教》，闡釋得系統(tǒng)詳盡、源流粲然，可以認為已令此問題剩義無多。

　　馬一浮先生1938年講學于浙江大學，首先提出國學概念應如何辨析的問題，并以佛學語言將“楷定國學名義”為講題，直接置疑“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的論述，而提出“今楷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的新的國學定義。馬先生此一國學定義被湮沒七十年之后，幸得夢溪先生十多年來一再為之闡發(fā)，現(xiàn)在才漸為學術教育界所理解與接受。

　　夢溪先生說：“馬一浮……這個定義能夠準確地反映國學的基本義涵，也更容易和現(xiàn)代人的精神世界相連接。這是完全可以與東西方任何一國的學術區(qū)別開來的原初學術典范，是我國獨生獨創(chuàng)獨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時也是中華學術的經典淵藪。既可以為道，又可以為教，又可以育人。”“我最服膺的就是馬先生的這個定義……馬先生早已被邊緣化了，沒有人講他的定義對與不對。我近年研究馬，所以特別注意他的這個定義，覺得這個定義真正把國學的本源講清楚了。”

　　文化堅守

　　當我們面對夢溪先生的學問世界時，不得不提及由他創(chuàng)辦和主編的《中國文化》這一名刊，至今已經整整三十年了，其對研究與傳播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為海內外學術界人士有目共睹。

　　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占據(jù)顯學地位的主要是西方的各種文化思潮，而綿延數(shù)千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對此，夢溪先生憂心不已。1988年6月，他奉調來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立即著手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和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雜志。

　　《中國文化》以“深研中華文化，闡揚傳統(tǒng)專學，探究學術真知，重視人文關懷”為宗旨，一切從學術出發(fā)，提倡獨立的自由的學術研究，杜絕門戶之見，廣納百家，友接四方。

　　《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20周年之時，夢溪先生在京城召集過一個學術雅集，楊振寧、何兆武、湯一介、樂黛云、馮其庸、戴逸、李學勤、李澤厚、余敦康、范曾、陳平原等一致高度評價這本特殊的學術刊物——

　　湯一介說：“在1949年以前，能夠在中國留下影響的一本雜志，是史語所的《集刊》……夢溪這本雜志辦了二十年，從歷史看來，這是一本可以留下來，讓大家參考的重要雜志。”

　　李學勤說：“《中國文化》之所以為《中國文化》者，我想這是由于它的文化理想和人文胸懷?！吨袊幕反_實是一本具有獨特學術風格和學術個性的刊物。”

　　戴逸說：“這個刊物有特殊的學術品格，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里邊，比較少，可以說鳳毛麟角。不受社會風氣的影響，不被官場市場所左右。我很喜歡看，每次來了我都看。”

　　董秀玉說：“一個雜志的性格，就是主編的性格。我看《中國文化》的二十年，就是看劉夢溪的性格。一個，是他低調，這個雜志也是這個風格。對這個雜志，我的感受是，它學術，它名士，還有一個是它性情。這基本是夢溪的性格。”

　　這些學術大家可謂言之不虛?！吨袊幕凡焕⑹且环接幸粺o二、深具品位的學術傳播園地。夢溪先生做事一如做學問，他的名言是：要么不做，做就做好。以至于《中國文化》每一期的封面分色和插頁安排，他都會親自動手。

　　琢磨此文如何收尾之時，忽然收到《文選》學名家、廣西師范大學教授力之先生就拙稿寫來的一段點睛之筆，堪為拙稿之升華焉——

　　總而言之，夢溪先生不僅學養(yǎng)深厚，而且識力犀利、殊為善斷。其所以能走進20世紀現(xiàn)代學術大師學問世界之深處——尤其是王、陳、錢、馬的，雖有外在的動因，實亦關乎其內在之“前緣”。而通過這些大師所筑之“橋梁”，先生盡管更重要的是走向我國的古代，然大師們看問題的世界視角與國際性的角色，給其“以極大的震撼和啟示”。因之，先生對我國文化的堅守與傳承之立場，不僅基于就中華以觀中華，亦緣乎其放眼于域外之文明。用先生的話說，即“學問的大背景，是人類整個的思維成果”。王、陳二先生分別如是說：“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于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xù)先哲將墜之業(yè)，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qū)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在筆者看來，先生自然是稱得上“學術所寄之人”而具文化托命之擔負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其本身便是當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領域之一獨特的“學術個案”。

　　作者：湯序波，著有《湯炳正先生編年事輯》等，編有《楚辭講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