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毓龍（遼寧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文學名著之所以成為經(jīng)典，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連續(xù)性的當代光暈——無論普通讀者，還是專業(yè)學者，都可以在自覺接受其歷史形象的同時，找到一種符合當代文化語境的理解方向，甚或意涵闡釋的著力點。而在古典文學名著的經(jīng)典化進程中，特別是對其當代光暈的實現(xiàn)中，“評點”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具體到《三國演義》，時下頗有市場的評點，多少都帶有“厚黑學”色彩——史傳文學傳統(tǒng)的氤氳被滌散，“演義”的文體特征被忽視，評點者以曖昧的態(tài)度討論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甚至刻意將文學批評敷演成為生活指南。我們并不排斥這類評點，但必須指出，它們無法反映當代學界從事《三國演義》研究的真實水平，也不應作為讀者大眾文學消費的主要選擇。在此情況下，一部真正具有學術價值和藝術品位——既充分繼承古代評點優(yōu)秀傳統(tǒng)，又契合時代精神，且具有鮮明個人學術風格，對普通讀者而言更為“易觀易入”的當代評本的問世，就顯得十分必要。而《沈伯俊評點〈三國演義〉》的問世，正滿足了這樣的要求。

　　沈伯俊先生是當代《三國演義》研究的巨擘，其一生主要的學術精力都傾注于該書，舉凡文史考訂、文學批評、文化闡釋等方面的重要問題，靡不涉獵，建樹累累，著作等身。其中，尤以版本整理與評點兩方面的成就最為突出。這也集中體現(xiàn)于《沈伯俊評點〈三國演義〉》一書之中。

　　在古代評點傳統(tǒng)中，評點本固然首先是“文本解讀者”，但也經(jīng)常成為“文本再造者”，如“毛評”之于《三國演義》、“金評”之于《水滸傳》、“脂評”之于《紅樓夢》、“證道”之于《西游記》等。它們既是對本文的經(jīng)典釋義，又形成了新的版本（系統(tǒng)）。沈伯俊先生對《三國演義》的評點，延續(xù)了這一優(yōu)秀傳統(tǒng)，又有所揚棄。傳統(tǒng)評本的文本再造活動，盡管也有“金圣嘆腰斬水滸”一類刻意為之的舉動，但細微的版本差異主要出自作者、傳抄者、刊刻者的無意識。用沈先生的話說，就是“技術性錯誤”。在現(xiàn)代出版流程中，這種“技術性錯誤”基本可以有效避免。同時，對業(yè)已成為經(jīng)典的本文，有良好學術素養(yǎng)的解讀者大都懷有敬畏之心，不會因闡釋需要而予以篡改。這固然保證了文獻的可靠性，但也限制了當代評點的“版本再造”活動。而“沈評”《三國》進行了成功突破，并形成良好示范。

　　“沈評”《三國》的版本再造活動是有意識的。這種有意識，基于沈先生對《三國》版本系統(tǒng)長年的辛勤校理。20世紀末，沈先生著手研究《三國》，主要是從版本整理、校對工作開始的。在當時普遍“重闡述、輕校理”的研究氛圍里，沈先生甘守寂寞，認真校理各主要版本，先后推出《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山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等重量級成果。而其《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也正是在這一浩大工程的基礎之上形成的。由于始終秉持科學的校理原則和方法，以及嚴謹?shù)膶W風，甚至“過細的精神”，沈先生的《校理本三國演義》得到國內外學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沈本《三國》”的說法也為愈來愈多的學者所接受并自覺使用，有學者將“沈本”譽為《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是繼“毛本”之后的第二次飛躍。從版本整理史的角度看，的為確論。而沈先生評點《三國》的活動，附麗于其校理工作，評、?；顒佑袡C交融、互相發(fā)明，使“沈本”不僅有極大的版本價值，也有極高的學術品位。

　　《沈伯俊評點〈三國演義〉》羅貫中著 沈伯俊評校，東方出版中心

　　古代小說評點，盡管在話語邏輯上長期受詩文（尤其散文）批評裹挾，但也被有效地限囿在文學藝術的范疇內，尤其伴隨小說文體的進一步藝術自覺，清代以來小說評點對作品的美學批評逐漸成熟，并成為學院派評點的主流方向。但在古典名著的當代接受和傳播的過程中，學院派批評話語對普通讀者的影響力，始終不敵借助大眾媒介而放大音量的“時髦見解”——在文本理解與闡釋方面，學院派批評者更傾向于在細讀的基礎上，咀嚼其中滋味，在傳統(tǒng)批評經(jīng)驗與西方理論方法的“配比試驗”中，尋找最適合自身的話語風格，進而完成對作品完整且深入的解讀、剖析。這固然提高了文本闡釋的品位，卻容易脫離大眾的文化教養(yǎng)與接受習慣，在公共傳播領域曲高和寡，最終淪為批評史上一個又一個靜態(tài)的陳列標本。普通讀者對于名著強烈的、持續(xù)性的“導讀”需求，則經(jīng)常由充斥于網(wǎng)絡的“野狐禪”來滿足?？陀^地講，這類“時髦見解”在《三國演義》當代經(jīng)典化的過程中發(fā)揮了一定作用，有其存在價值，但不應成為公共傳播領域的最強音，長期誤導大眾。學院派批評者應當承擔起文化普及的重任，從文學本位出發(fā)，以通俗而不失學術品格的批評話語，引導普通讀者去理解原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卓越的藝術成就。在這方面，“沈評”堪稱典型。

　　因以對“毛評本”“李評本”等經(jīng)典版本的校理工作為起點，沈先生充分吸收傳統(tǒng)評點的優(yōu)秀經(jīng)驗，一個突出表現(xiàn)就是回歸傳統(tǒng)的批評姿態(tài)。基于現(xiàn)代學術教養(yǎng)，當代學院派批評者大多習慣“站開一定距離”去觀察文本，態(tài)度審慎，目光冷峻，盡力消弭情感色彩，又操著一口標準的學術“官話”，這些正是導致學院派評點曲高和寡的主要原因。傳統(tǒng)評點者則更多以作品之理想讀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他們不是原著的“解讀終端”，而是“輻射中點”，以個體智慧品讀文本、玩味文字，語言風格鮮明而親切，易為更多讀者所接受。沈先生所選擇的正是這樣一種批評姿態(tài)。

　　無論總評、夾評、尾評，字里行間，我們總能感受到沈先生對《三國》的由衷喜愛。這番對作品的深情，使其話語風格較一般“外科手術”式的批評更為明快、熱烈。如第26回評關羽掛印封金：“真可謂富貴不能淫，風骨傳千秋！”第104回評諸葛亮歸天：“一代英杰溘然長逝，萬眾共悼，天地同悲！”，等等。這些帶有濃烈情感色彩的言語，在許多當代評點者的批評實踐中，往往被規(guī)避或稀釋，但在傳統(tǒng)評點話語中俯拾即是，它能夠反映評點者的真性情，便于塑造其“理想讀者”的生動形象，拉近與真實讀者的距離，帶動后者情緒。從“導讀”的角度講，其實是十分必要的。

　　而在此基礎上，“沈評”更注重對作品思想內涵與藝術成就的討論。尤其總評、尾評，沈先生出入文史之間，既對相關歷史事件、人物事跡進行詳細考述，又講明作者進行藝術化處理的各種細節(jié)，引導讀者去理解羅貫中在“羽翼信史”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所面臨的敘事困境，及其具有示范意義的藝術嘗試。從情節(jié)設置到人物塑造，以至筆法細節(jié)，“沈評”一一為讀者點出，且評論精道。如第78回總評論曹操藝術形象的三個價值層面、第98回總評論羅貫中戰(zhàn)爭書寫的輕靈筆觸等，既為普通讀者打開了《三國演義》全新的藝術世界，也給后學以無限啟迪。

　　總而言之，《沈伯俊評點〈三國演義〉》一書有機結合了沈伯俊《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最主要方面，是在經(jīng)其本人校理而成的當代“善本”基礎之上的思想藝術發(fā)掘。沈先生充分借鑒古典批評的優(yōu)秀經(jīng)驗，回歸傳統(tǒng)批評姿態(tài)，形象親切，風格鮮明，又不失學術品位。該書的意義不僅在于《三國演義》學術史，更在于《三國演義》傳播史；不限于學界，更可拓展至公共閱讀領域。我們也有理由相信，該書會成為助力實現(xiàn)《三國演義》當代經(jīng)典化的最為重要的一部評點本。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