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筆記

　　作者：宋 娟（牡丹江師范學院教授）

　　宋代筆記數(shù)量多，內(nèi)容豐富，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唯宋則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錄，即林下閑譚，所述皆平生父兄師友相與談?wù)f，或履歷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闕”，大抵道出了宋代筆記的特點和價值。宋代士人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于一身，別具才學識見、胸懷氣度與人格品味，同時諧趣幽默，筆記正是能更好地載錄文人思想、性情、生活的文體。宋代筆記作者常以親聞親見的資料來源，記錄日常生活，品藻身邊人物，抒寫生活情趣，其在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廣闊性、真實性特別是諧趣性上，超越了同時期的其他文體樣式和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筆記作品。宋代文人的諧趣逸事，在宋代筆記中有充分的記載，顯現(xiàn)了宋代文人特有的機智敏銳與生存智慧，同時也影響了宋代筆記的風格特征。

　　宋代文人在人際交往中，同僚、門人、文友談笑打趣，調(diào)和人際關(guān)系，增進相互了解，也是文人間競才斗志的方式。如蘇軾與劉攽，交往甚厚，緣于政治見解的相近，學術(shù)觀念的相近，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滑稽善謔的性格相近。元祐初期被召還的劉攽與蘇軾同為館職，宋代筆記中記載了兩人文字往返、斗智諧趣之逸事。如《曲洧舊聞》所載人之熟知的“皛飯”與“毳飯”，“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冠”的劉攽竟然也笑之捧腹，“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這是宋代文人社交生活中以文字游戲之法斗智斗趣的常見方式。

　　宋代文人以特有的諧趣幽默個性，顯現(xiàn)了積極樂觀、曠達超逸的風姿氣度，同時談笑嘲謔也多指向自我。如《談苑》所載“曼卿墜地”，馭者失鞍，馬驚墜地，對于臨街出行的官員而言，是尷尬至極、有失顏面的突發(fā)事件，而石延年卻能找到最好的自我解嘲方式：“從吏遽扶掖升鞍”，慌亂的場景中延年仍能喜笑顏開、自我打趣：“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這種機變調(diào)笑之語，更能見出其機智敏銳、心性豁達的一面?！洞轰炯o聞》所載“和賊詩”與“避孔子塔”，“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fā)，亦不能忍也”的劉攽，調(diào)笑戲謔的性格絲毫未改，以蘇軾“烏臺詩案”為謔，影射與之詩文唱和為“和賊詩”，往往難逃“狼狽而歸”的下場。蘇軾反謔尤甚，以劉攽身遭惡疾調(diào)笑談謔，“避孔子塔”，戲謔“鬢眉皆落，鼻梁且斷”的劉攽。這是深度默契后的心心相惜、患難與共后的豁達明朗。

　　宋代文人諧謔幽默，也為宋代文藝思想的滋生平添了輕松愉快的氛圍。蘇軾與同僚、朋友、學生論辯酬唱，間以談謔，最具代表性。《齊東野語》載：“王祈嘗語東坡曰：‘我有竹詩兩句最得意。’誦云：‘葉垂千口劍，竿挺萬條槍。’東坡笑曰：好則雖好，只是十條竿，一個葉兒。令人忍俊不禁。”詩書兼善的蘇軾以此來諧謔王祈“最得意”之狀，同時也表明夸張也要以生活常識為基礎(chǔ)?！丢毿央s志》所載關(guān)于蘇軾與黃庭堅的相互評價“樹梢掛蛇”與“石壓蝦蟆”，看似調(diào)謔，開懷大笑之余，“以為深中其病”，實際上也非常形象貼切地概括了二人的書法風格，可以看出師生二人滑稽善謔的相互評價是卓有見地的。

　　宋代士人治世報國的理想，在宋代筆記中也有生動豐富的記載。如《澠水燕談錄》載：“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nóng)田者，或詰之曰：‘梁山泊，古鉅野澤，廣袤數(shù)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并入，何以受之？’貢父適在坐，徐曰：‘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對“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nóng)田者”逢迎巴結(jié)之輩，“大興水利，急于見效”的王安石急于詢問梁山泊之水的排放辦法。劉攽“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滑稽之語，勸誡醒豁，顯現(xiàn)了宋代文人特有的生存智慧。

　　宋代筆記的諧謔風格，一方面是其中所載錄的宋代文人諧趣滑稽的鮮活形象，構(gòu)成了宋代筆記特征鮮明的主題內(nèi)容之一，從而使宋代筆記在文體上先天帶有了諧謔風格。宋代筆記撰者身處濃重的滑稽善謔的社會風氣之中，自然也多撰滑稽善謔之事，宋代筆記是載錄此類內(nèi)容最適宜的文體形式。人物是筆記的重要話題之一，筆記條目式的書寫方式最終也能聚群成象，展現(xiàn)人物主流的性格特征和審美風度。另一方面，宋代筆記文體特征漸趨成熟，筆記作者創(chuàng)作傾向鮮明。他們或插科打諢競才逗趣，或鄉(xiāng)間野老調(diào)笑取樂，或諷諫時政笑傲王侯，宋代筆記作者已經(jīng)將“供談笑、廣見聞”的創(chuàng)作觀念轉(zhuǎn)化為一種創(chuàng)作自覺。從宋代筆記序言中可以看出撰者對創(chuàng)作傾向和風格的自我體認。如歐陽修《歸田錄·自序》：“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大夫笑談之余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王得臣《麈史·序》：“故自師友之余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茍有所得，輒皆記之。”葉夢得《避暑錄話·序》“泛語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為歡笑”，正文又重申此意：“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游戲……”姚寬《西溪叢語·自敘》：“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wù)f履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者。”從撰者自序，可以明晰感受到宋代筆記撰者對諧謔風格的自我體認。

　　再如《澠水燕談錄》，作者自序與同年進士滿思復(fù)題語都明確了筆記創(chuàng)作的自覺追求與風格特征?！稘扑嗾勪?middot;序》：“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編之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對于“賢大夫談謔”“輒記之”的重視態(tài)度，這也是宋代筆記多數(shù)撰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滿思復(fù)題語：“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為談助而已哉？齊國王辟之圣涂，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于燕閑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shù)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jié)，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于賦詠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fā)，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即使是“賦詠談謔”“雖若瑣碎”，但也是“皆有所發(fā)”的，這種評價反映出時人對于筆記談謔紀事功能的肯定與認同。

　　一些筆記甚至專設(shè)諧謔，如《澠水燕談錄》“談謔二十三事”，王得臣《麈史》“諧謔”，江少虞《事實類苑》分二十四門，“談諧戲謔”占五卷，沈括《夢溪筆談》“譏謔”，《能改齋漫錄》“詼諧戲謔”等。

　　宋代筆記雖然篇幅短小，且多是條目式的只言片語，作者善諧創(chuàng)作傾向也能在跌宕性的情節(jié)、生動性的敘事和經(jīng)典性的場景中得以實現(xiàn)。如《歸田錄》載：“石資政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掖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為大王迎授。’聞?wù)邿o不大笑。”“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之事，只能“自左掖門入”的石延年，對于好事者調(diào)謔嘲笑之言“何為自左掖門入”，“只為大王迎授”，原因和盤托出，但卻并不明言迎授的主體，由有失臉面變?yōu)樽蕴韮r，“且走且答”，一本正經(jīng)、滑稽調(diào)笑、機智敏銳的形象躍然紙上。如《侯鯖錄》載：“東坡在維揚，設(shè)客十余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癲，愿質(zhì)之。’坡云：‘吾從眾。’坐客皆笑。”“酒半，元章忽起立云”，畫面感極強，“世人皆以芾為癲，愿質(zhì)之”，米元章的酒酣自嘲之態(tài)躍然紙上，而蘇軾短短一句“吾從眾”，不僅令“坐客皆笑”，也定格為宋代文人交游諧趣的經(jīng)典畫面和宋代筆記諧謔風格的顯性表征。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