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坪遺址俯視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禮縣四角坪遺址出土的云紋瓦當。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馮樂凱

　　四角坪遺址發(fā)掘清理現(xiàn)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蘇家英 王煜宇

　　山染綠意，水蕩春光。人間四月天，禮縣大地萬物競發(fā)。

　　斗轉(zhuǎn)星移，瞬息千年。作為一條歷史人文之河，西漢水滋養(yǎng)了世世代代先民百姓、后輩兒孫，孕育出璀璨奪目的地域文化。

　　2004年，沿著隴南禮縣西漢水脈絡，開啟了一場“尋秦”之旅。20年間，“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在“秦人故里”孜孜以求，探尋中華民族文明源流。

　　前不久，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這也是甘肅省第7個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項目。

　　站在海拔1867米的四格子山頂部，走進禮縣四角坪遺址，令人思接千載。古樸精美的云紋瓦當、繩紋筒瓦、回紋地磚、空心磚、素面地磚……一件件考古文物，一個個考古故事，讓人仿佛聆聽到歷史與當下、與未來的對話。

　　從山頂?shù)倪z址放眼遠眺，一面是大堡子山遺址，一面是西山遺址，四角坪地處中心點。三點一線，遙相呼應，架構起禮縣秦文化遺址的三大區(qū)塊。

　　禮縣一帶商周時稱“西垂”，是早期秦文化發(fā)祥地，也是秦國最早都邑所在地。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因發(fā)現(xiàn)秦公墓而聞名天下。禮縣四角坪遺址的發(fā)掘，是早期秦文化項目的延續(xù)，不僅豐富了甘肅省早期秦文化研究，更是補充了中國古代祭祀建筑體系的鏈條，對于研究我國早期祭祀制度、建筑制度及工藝等具有重要意義。

　　赫赫四角坪，泱泱秦文化。在此，大秦歷史再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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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遇雨，上四格子山的路不好走。好在彎彎繞繞的土路被修葺得平整，車輛一路向上，快到山頂處，一間白色的板房立在路口。兩位老人在房檐下避雨，見到來訪者，老人起身問詢。

　　張隨哥現(xiàn)年63歲，是四角坪遺址考古隊的“編外”成員之一。他的工作不難，駐守四角坪遺址，不讓非考古工作人員進入遺址，并將日常巡邏時發(fā)現(xiàn)的狀況和問題，及時與考古隊領隊溝通；他的工作也不簡單，一年四季，晝夜不分，在四格子山頂與無聲的文物遺跡做伴，大雪封山時，還要克服用電、用水不便等困難。

　　“2020年的夏天，我上山配合考古隊做好遺址保護工作。和我一塊駐守這里的，還有我的同鄉(xiāng)孫漫生。我們一起見證了四角坪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日漸推進，四角坪遺址終現(xiàn)‘真容’。”聽聞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張隨哥和孫漫生高興得眼中噙滿淚水，“守護了許多年的‘寶貝’，被更多人看到了。我為參與其中感到自豪。”

　　耳聞目睹和參與遺址保護工作好幾年，張隨哥已然是一名“土專家”。在他的帶領下，記者一行登上山的最高處，一個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平臺躍然眼前。“這里海拔1867米，距離禮縣縣城東北2.5公里，山頂被人為處理為一處大平臺，現(xiàn)存總面積約2.8萬平方米。”張隨哥說。

　　“經(jīng)勘探發(fā)現(xiàn)，平臺外圍有夯土墻環(huán)繞，內(nèi)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禮縣博物館副研究員、四角坪遺址考古隊成員趙娟介紹，目前已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對該遺址的建筑形制和結(jié)構有了明確認識。

　　春雨綿綿，沿著外圍夯土墻慢行慢看，云紋瓦當、回紋地磚、空心磚、排水構件等整齊排列鋪開，一眼千年。“山頭往往呈尖角形狀，但是四格子山頂卻平坦開闊。起先，我們帶著疑問上山求解，采集到板瓦、筒瓦、瓦當?shù)冉ㄖ牧?，發(fā)現(xiàn)了西側(cè)夯土墻等。”趙娟說，“我們把遺址初判為四角坪城址，時間約在周代。之后又進行了初步的考古勘探，為我們進一步了解戰(zhàn)國—秦小型軍事城址的全貌、戰(zhàn)國時期秦人軍事設施建設和秦戎關系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和線索。”

　　后來，隨著各項考古發(fā)掘工作的推進，四角坪遺址被定義為一處秦代大型禮制性建筑遺址，體現(xiàn)了宗廟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種秦祭祀建筑形式。建筑群整體呈典型的中心對稱格局，有別于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間，具有極強的禮儀性，規(guī)模之大、等級之高，實為罕見，推測很可能是給始皇帝西巡準備的祭祀場所。它的建筑格局，深刻影響了漢代德陽廟、王莽九廟甚至后來天壇、地壇等的祭祀建筑風貌。

　　“四角坪遺址是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tǒng)’歷史進程的物化載體，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統(tǒng)一國家形成初期的風格和氣魄。”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四角坪遺址考古隊領隊侯紅偉介紹，四角坪遺址是秦統(tǒng)一后從王國到帝國階段轉(zhuǎn)型的標志性建筑，具有非凡的歷史價值。

　　“四角坪遺址出土遺物主要以建筑構件為主。仔細觀察，這個建筑群結(jié)構規(guī)整，層級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臺為核心，整體呈明顯的中心對稱格局。目前，我們已發(fā)掘的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臺基、土臺四邊正對的四組附屬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屬建筑組成。”侯紅偉說，“結(jié)合秦代度量衡標準器的尺寸，四角坪遺址建筑尺寸完全符合秦尺的規(guī)定，都是整尺整丈的設定。四角坪遺址在營建之初，做了非常嚴謹?shù)囊?guī)劃。”

　　遍覽遺址全貌，令人稱奇的是，在核心處的夯土臺基中央，有一個露天的半地穴空間，類似我國部分古建民居天井中央開鑿的蓄水池。它的地面鋪設方形素面地磚，地磚下埋設陶水管道，在夯土下向北延伸，與臺基北部的排水設施相連。四壁貼壁磚并用鐵釘固定，各磚縫之間還用特殊材料做了“美縫”處理。

　　“如今，我們已發(fā)掘面積不足建筑遺跡面積的一半，四角坪還有不少未解之謎。”侯紅偉說，眼下，考古隊采取了一系列保護遺址及其周邊環(huán)境的措施，臨時性保護大棚工程即將進入施工階段；制定了遺址考古發(fā)掘5年計劃，將通過全面發(fā)掘展示出秦代祭祀禮儀建筑的全貌。

　　從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項目啟動以來，侯紅偉已經(jīng)在禮縣考古一線工作了20年。20年來，侯紅偉每年大半的時間都在考古現(xiàn)場，他與同事克服了千余個風吹日曬、風餐露宿的日子，在禮縣開展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漸入佳境”。

　　談及此次禮縣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侯紅偉感慨萬千：“為了讓塵封的文明重見天日，讓沉睡的文化重煥生機，一代又一代考古人躬身田野、胼手胝足，耐住寂寞，很不容易，但卻值得。”他說，已經(jīng)逝世的北京大學教授、“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組長趙化成，以及時任禮縣博物館館長王剛、四角坪遺址考古隊執(zhí)行領隊裴建隴等人功不可沒，一批接續(xù)奮斗的新生代考古人更是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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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足于四格子山頂約2.8萬平方米的方形平地上，霎時間，“天圓地方”便成了親臨者的具象化感受。

　　四角坪遺址有故事，使秦始皇西巡祭祀有跡可循；“面朝黃土背朝天”一鍬一鏟發(fā)現(xiàn)歷史細節(jié)，四角坪遺址的發(fā)掘也有故事。

　　追溯四角坪遺址的發(fā)現(xiàn)，要從2009年時任禮縣博物館館長王剛的一次田野調(diào)查說起。當年，王剛從四格子山頂拾起云紋瓦當?shù)奈奈锼槠瑫r，出于文博工作者的敏感，他意識到，這些文物的性質(zhì)和意義不能小覷，他便第一時間將這次的發(fā)現(xiàn)向當時的早期秦文化聯(lián)合考古隊報告。

　　“秦漢時期的軍事瞭望及防衛(wèi)遺址”——早期秦文化聯(lián)合考古隊以四角坪的地理位置為主要依據(jù)，給出了當時的初步判斷。

　　201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專家決定再上四角坪，對該遺址進行調(diào)查與初步勘探。

　　而這趟，他們還未抵達山頂，就有了意外之喜。在近山頂部位，有人發(fā)現(xiàn)了暴露在外的兩面城墻，頃刻，大家的神經(jīng)緊繃起來。

　　“這兩面城墻分別位于東南角與西南角。”本地人趙娟對這一城墻頗有研究。她說，即便城墻平面尺寸較小，但城墻與建筑基址均為夯筑而成，夯層較厚，與西北地區(qū)戰(zhàn)國—秦時期城址形制、夯筑方法一致。初步判斷，這里為戰(zhàn)國至秦代的一處早期城址。

　　在此發(fā)現(xiàn)之后，四角坪遺址的考古故事告一段落?？脊湃藛T將大量心血傾注于大堡子山遺址和西山遺址的秦文化考古調(diào)查、發(fā)掘與研究中。

　　為了更系統(tǒng)全面地挖掘禮縣的秦文化，201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學者提出“回頭看”。于是，眾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到在大堡子山遺址、西山遺址中心點的四角坪遺址。

　　時隔不久，四角坪遺址新一階段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拉開序幕。四角坪遺址寬敞平整的地面排布了越來越多的洛陽鏟探測洞孔。

　　“依據(jù)洛陽鏟帶出的土樣，我們可以判斷地下遺址的性質(zhì)。”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部副主任、四角坪遺址考古隊執(zhí)行領隊裴建隴解釋，地下墓葬和古代居址的土樣成分有明顯區(qū)別，2019年采集的土樣攜帶了夯土的成分，結(jié)合勘探出的規(guī)?？梢耘袛嗟叵侣癫刂笮徒ㄖ骸Ｍ瑫r，勘探結(jié)果顯示，這處地下遺址具備對稱性質(zhì)，因而有必要開展系統(tǒng)性的發(fā)掘。

　　至此，四角坪遺址的全面勘探和重點發(fā)掘被正式提上日程。

　　從2020年至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lián)合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建考古隊，對該遺址開展發(fā)掘研究工作。隨著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層層遞進，考古隊連年展示最新考古成果，遺址背后的謎團也一點一點被“解碼”，變得明朗清晰。

　　2020年，考古隊主要圍繞遺址中心夯土臺和半地穴空間進行發(fā)掘，出土了大量建筑構件。再刮一刮，多找一找，每一鏟下去都充滿驚喜——當年四角坪遺址發(fā)掘了約700平方米。這時，考古隊得出一個重要結(jié)論：四角坪遺址為秦統(tǒng)一后的建筑。

　　裴建隴說，雖然四角坪遺址沒有出土文字記載資料，但文物本身就是“無聲的語言”。考古隊成員通過對出土文物的類型學比較，發(fā)現(xiàn)四角坪遺址的文物與秦始皇陵的文物幾乎一樣。

　　2021年，考古隊將中心夯土臺的西部整個揭露出來，發(fā)掘了遺址西面及西南角附屬建筑——當時，四角坪遺址累計發(fā)掘了約2000平方米。這時，考古隊已經(jīng)可以明確中心夯土臺的建筑格局，并對周圍附屬建筑的格局有了初步認識：這是一個以方形夯土臺為中心的規(guī)整的中軸對稱遺址，與2019年勘探結(jié)果基本吻合。

　　同時，考古隊發(fā)現(xiàn)中心夯土臺西面有臺階建筑，遺址內(nèi)部也有完備的排水設施。“按照其對稱形制，我們推測遺址其他方位也會有臺階建筑。”裴建隴說，所有的建筑都圍向中心土臺，而中心土臺的中部有半地穴空間，它具有蓄水、排水、防水甚至控水等功能，體現(xiàn)出秦人對水的重視，這或許為“秦人尚水德”找到了相關例證。

　　2022年，考古隊繼續(xù)發(fā)掘四角坪外圍遺址，將遺址西北角和西二建筑、北一建筑進行揭露發(fā)掘——當年四角坪遺址發(fā)掘了約800平方米。這時，中心夯土臺四面的臺階全部發(fā)掘完畢，而且在西一區(qū)和西二區(qū)之間發(fā)現(xiàn)了牌坊式建筑?？脊抨牫蓡T逐步認識到，四角坪遺址的建筑格局遠比想象中復雜。

　　終于，四角坪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迎來了關鍵時刻。“3年過去，我們廓清了遺址的整體建筑分布。由此前判斷的中軸對稱格局，進一步明確這是以中心夯土臺為核心的中心對稱格局。”裴建隴補充道，“該遺址海拔高、取水不便，且未出土生活器具，從這三方面也可以推斷此建筑絕非當時的生活住所，而且特殊的建筑形制也顯示了極強的禮儀性。”

　　“這樣的建筑格局，與天壇、地壇等后期大型禮制性建筑格局十分相似。”同年秋季參與到四角坪遺址發(fā)掘工作中的北京大學博士黃青巖說。

　　2023年，四角坪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考古隊重點發(fā)掘中心夯土臺東半部分、東南角附屬建筑，將中心夯土臺全面揭露——當時，四角坪遺址累計發(fā)掘了約4000平方米。這時，考古隊員聚焦建筑研究和復原工作——

　　依據(jù)秦代度量衡標準，對建筑形制的大小進行計算，明確中心夯土臺為邊長約合秦尺120尺（即12丈）的平面方形建筑，四邊臺階寬約10尺，周圍的附屬建筑也是整尺整丈，證實遺址營建之初便做了精心設計；從瓦片堆積狀況和破損程度研究得出，中心建筑的屋頂至少為兩層，有兩重屋檐，建筑內(nèi)部排用水功能齊全，符合高等級建筑。

　　“四角坪遺址是將圓包狀或尖狀的山頭‘削平’成型的，就工程量而言，這應該是當時秦帝國動員國力的一項國家級工程。”裴建隴說，如此罕有的遺址，梳理清楚其形成的真相，成為考古隊2024年新的工作目標。

　　2024年3月底，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終評會在北京舉行。4月初，終評會答辯結(jié)束不到一周時間，裴建隴返回禮縣四角坪遺址，對下一階段的工作進行分解安排。

　　“春暖大地，凍土消融，昭示著我們可以開啟新一階段的考古發(fā)掘工作。”裴建隴表示，考古隊將繼續(xù)對遺址夯土平臺的圍墻進行“解剖”，探究遺址如何削平，進行奠基，再到夯基筑臺建造的全過程。

　　（三）

　　時雨蒙蒙，云樹蒼茫，一座仿秦漢式建筑更顯雄渾、古樸。這是位于隴南市禮縣城關鎮(zhèn)東新南路秦人廣場的甘肅秦文化博物館，現(xiàn)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qū)，收藏有各類文物7889件/套、古籍1萬余冊，其中國家一級文物近150件。

　　走過偌大的廣場，拾級而上，進入甘肅秦文化博物館，秦文化之風撲面而來。

　　“門廳內(nèi)，入眼便是一個頗具藝術感的篆書‘秦’字。這個‘秦’字中‘鳥’的元素十分顯眼，因為對于秦人而言，玄鳥是他們的圖騰。這在接下來我們將看到的很多器皿、裝飾物上都有體現(xiàn)。”

　　“整個博物館由‘牧馬西垂，屏衛(wèi)周室’‘襄文建功，禮樂文明’‘車馬揚威，東進關中’及大堡子山遺址沙盤等展區(qū)組成。禮縣是秦人和秦文化的發(fā)祥地，秦人在禮縣的經(jīng)營發(fā)展是秦帝國的肇始，在整部秦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博物館以豐富獨特的文化文物資源，努力形成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與展示中心。”

　　“秦青銅編鐘、蟠虺紋車型器、金飾片、列鼎列簋……通過博物館的每一件文物，秦人恢宏的歷史脈絡展露得更加清晰。舉例來說，禮樂展區(qū)展柜內(nèi)由大到小一字排列的秦子镈鐘，出土于舉世聞名的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站立旁側(cè)，仿佛能夠聽到秦人崛起西垂、橫掃六合的慷慨豪邁的曲調(diào)。這組編鐘的發(fā)掘，對于研究早期秦人的禮樂制度、祭祀制度、銅器鑄造工藝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材料。2006年，大堡子山遺址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與其有著密切關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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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肅秦文化博物館文博館員趙建牛從事文博工作10多年，介紹起禮縣的早期秦文化文物資源如數(shù)家珍：“除了四角坪遺址，目前在禮縣發(fā)現(xiàn)的還有大堡子山遺址、西山遺址等38處早期秦文化遺址，它們共同形成了三個相對獨立又互有聯(lián)系的大遺址群。”

　　趙建牛說，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是隴南繼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后，又一個入選項目，“走進禮縣，仿佛是在閱讀一本‘活’的秦人歷史教科書。”

　　據(jù)史料記載，秦始皇在東巡之前曾在統(tǒng)一全國的次年進行過一次西巡，所到區(qū)域為秦的北地郡與隴西郡。禮縣地屬秦隴西郡，在此發(fā)現(xiàn)有秦人早期的都邑與先公陵園。

　　后經(jīng)“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在西漢水上游的考古成果證實，禮縣境內(nèi)有豐富的大地灣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齊家文化、常山下層文化、案板三期文化、周秦文化和寺洼文化等遺址與遺存。

　　這里，悠悠文脈、萬千氣象。時至今日，綿延傳承、弦歌不輟。

　　甘肅省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是華夏文明形成發(fā)展的關鍵區(qū)域，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舞臺。其獨特多樣的文化資源為考古工作提供了廣闊空間，也奠定了甘肅省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近年來，甘肅省扎實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形成一批有分量的考古成果——

　　夏河白石崖溶洞遺址丹尼索瓦人考古研究，將人類登上青藏高原的歷史上推到19萬年前；秦安縣大地灣出土的彩陶證明8000年前隴原大地上文明的第一縷曙光；慶陽南佐遺址大型宮殿式建筑顯示，當時隴東地區(qū)已進入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階段；天祝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見證了吐谷渾民族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禮縣四角坪遺址標志著秦從王國到帝國階段的轉(zhuǎn)型……

　　“這些年，我們聯(lián)合多家單位，積極開展考古發(fā)掘和研究工作。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人類起源與擴散、文明起源與傳播、國家起源與發(fā)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研究時段從舊石器、新石器、青銅時代，直到宋元時代，貫穿甘肅省古代人群活動的始終。研究地域基本覆蓋甘肅省全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黨總支書記、所長陳國科說。

　　如今，甘肅省已經(jīng)有敦煌市漢懸泉置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張家川馬家塬戰(zhàn)國墓地發(fā)掘項目、臨潭陳旗磨溝齊家文化墓地考古發(fā)掘項目、敦煌旱峽玉礦遺址考古發(fā)掘項目、武威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發(fā)掘項目、禮縣四角坪遺址等7個考古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

　　“惟有青燈黃卷、兀兀窮年，在文明開源之地的地層中訪古探源，才能延伸歷史軸線，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nèi)涵，活化歷史場景。”陳國科表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要在四角坪遺址考古發(fā)掘工作持續(xù)推進的基礎上，做好早期祭祀遺址的專項調(diào)查，為下一步研究培育新的學術增長點。

　　“同時，我們將加大研究和闡釋力度，重點展開周秦戎考古資料的整理，出版相關考古報告；加大文物活化利用力度，通過‘走進考古遺址’‘走進考古所’等公眾開放體驗活動，‘考古進校園’‘考古進社區(qū)’等數(shù)字化沉浸式體驗活動，以及最新考古成果展等展覽交流活動，讓更多考古成果惠及于民，為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陳國科說，最重要的是，讓考古事業(yè)后繼有人、人才輩出。

　　“我們計劃依托項目開展，以多學科合作為契機整合研究團隊，不斷加強考古人才隊伍建設，打造在全國有影響力的‘隴軍’隊伍，更好地構建區(qū)域考古學新格局，建立甘肅秦文化研究基地，逐步形成秦文化研究的高地。”陳國科說。

　　秦由隴出，隴原尋秦。20年來，老中青三代考古人青藍相繼，由全國各地集聚而來，在這片厚土叩問秦文明、探索秦歷史、研究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