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寶

　　長期以來，敦煌很“熱”。自然而然，關注敦煌學的人也多。然而，深究起來，何為敦煌學、其內(nèi)涵與外延囊括什么，非長期研習的學者難以闡明。筆者以為，向讀者普及敦煌、普及敦煌學，是吾輩學人在對敦煌做深入研究的同時，所肩負的任務之一。實際上，社會各界對敦煌學普及讀物的需求也客觀存在。如潘絜茲先生《敦煌的故事》，雖然只有5萬多字，但自1956年出版后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喜愛，發(fā)行量很大。再如1988年第8期的《文史知識·敦煌學專號》，也是廣受好評。

　　近年來，隨著敦煌越來越受人們關注，我便將一些知識性短文、學人介紹和學術(shù)論著的評介等文章編入了《敦煌學記》一書。學記出版后，得到了廣大讀者喜愛，一年后又重印發(fā)行。在此背景下筆者應邀撰文，對學記所涉內(nèi)容略作介紹。

　　敦，大也；煌，盛也

　　作為一本普及性知識讀本，首先應提供準確有據(jù)的知識。

　　筆者在書中完成的第一項任務，是溯源與廓清何為“敦煌”。《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樞紐地位》一文指出，敦煌最早見于《史記》《漢書》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烏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東漢應劭對“敦煌”的解釋是：“敦，大也；煌，盛也。”將“敦煌”取義為大盛，這并非實指，而主要是說漢代敦煌的興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解釋說：“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這一解釋認為這個地方對開發(fā)廣大西域地區(qū)有重要作用，因此而得名。可見，對同一個地名、同一件事，不同時代會根據(jù)當時情況作出不同解釋。

　　從敦煌的歷史及其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筆者對敦煌作了這樣的界定：“作為絲綢之路‘咽喉’的敦煌，是東西方貿(mào)易的中心和中轉(zhuǎn)站，被稱為‘華戎所交一都會’，而敦煌就是伴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而走向輝煌的。不論絲綢之路分為幾條道路，其走向如何變化，敦煌都是唯一不變的吐納口，故而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樞紐。”

　　書中《“五涼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學》一文，闡述了敦煌學的基礎與背景。所謂“五涼”，是指西晉末年北方各民族統(tǒng)治者相繼建立的政權(quán)。敦煌先后歸屬前涼張氏、前秦苻氏、后涼呂氏、西涼李氏和北涼沮渠氏這五個政權(quán)。五涼文化，則是指這些政權(quán)創(chuàng)造的文化。它們不僅繼承了漢晉文化傳統(tǒng)，并在此基礎上不斷發(fā)展、漸趨成熟。

　　敦煌的文化與藝術(shù)，正是在五涼文化的基礎上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不僅傳承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髓，還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從而成為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

　　學理再辨

　　《敦煌學記》收錄有20篇文章，從不同視角對敦煌學作了介紹。如《敦煌學的概念、范圍和研究對象》一文，梳理了幾十年來學界對敦煌學概念的研究歷程。文章指出，雖然敦煌文獻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120年了，但學界對這門學科的概念、內(nèi)涵及研究對象還沒有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學界或稱其為“敦煌學”，或稱其為“敦煌研究”，或稱其為“敦煌文獻研究”。

　　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敦煌學應該是能夠成立的，它研究的對象是敦煌文獻、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學理論”。敦煌文獻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古代學術(shù)的各個方面，基本上都有反映或記載，如歷史、地理、民族、語言、文學、宗教、法制、科技等。敦煌石窟，是壁畫、雕塑和建筑三者為一體的藝術(shù)寶庫，尤其是敦煌壁畫氣象萬千，被譽為“墻壁上的圖書館”。敦煌史地，與吐魯番學、簡牘學、西夏學、絲綢之路學、西北史地學等密切相關。敦煌學理論，除了傳統(tǒng)的藝術(shù)、歷史、語言、文學研究外，內(nèi)涵與外延也隨著時代在不斷發(fā)生變化。

　　敦煌學的產(chǎn)生，是因為1900年在莫高窟發(fā)現(xiàn)了約6萬卷古代文獻。發(fā)現(xiàn)敦煌文獻的第17號窟，就是一般所說的藏經(jīng)洞。本書所收《千古之謎誰解說——敦煌藏經(jīng)洞封閉之謎》一文，對此作了比較清晰的介紹。藏經(jīng)洞是鑿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一個小窟。它面積不大，窟內(nèi)地面近于方形，頂部周長較地面處為短。窟內(nèi)可利用的空間只有19立方米略多一點。

　　藏經(jīng)洞是什么時間封閉的？其原因又是什么？百年來中外學者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討，提出了許多假說。經(jīng)梳理，大致有以下幾類：避難說、廢棄說、排蕃思想說、佛教供養(yǎng)法物說以及經(jīng)像瘞埋說等。除封閉原因外，藏經(jīng)洞是由何人封閉，封閉時間是什么時候，學界也是眾說紛紜。

　　我心永遠在敦煌

　　“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是莫高人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與使命。

　　本書當中《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縮影與標志》《常書鴻：暗夜中不滅的燭光》《她已將生命融入了敦煌——讀〈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孫儒僴先生談敦煌與敦煌學》等文，從不同的角度記述了“莫高人”的敦煌情。

　　看了先輩學者常書鴻的傳記后，筆者寫道，常書鴻在他那個時代能從巴黎到敦煌那種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中去工作，守護莫高窟、研究敦煌藝術(shù)……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下堅守了幾十年。就憑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感佩常老。

　　近百歲的孫儒僴先生，晚年移居蘭州后，讓他魂牽夢縈的是敦煌。他說：“莫高窟總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讓人懷念，人離開了，心卻離不開。”

　　有人問百歲老人萬庚育先生：“從北京大都市來到敦煌幾十年，你后悔嗎？”萬庚育果斷地說：“我不后悔，自1954年我和（李）貞伯決定從北京到敦煌莫高窟那天起，我們就沒為當初的選擇后悔過，因為我們熱愛敦煌藝術(shù)，能在世界矚目的莫高窟工作，學習傳承研究弘揚敦煌藝術(shù)，是多么榮幸！”

　　看了這些敦煌老人的故事，確實十分感慨。筆者在看樊錦詩的自述時，感覺像和她在聊天一樣，沒有造作，也沒有拔高，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普通人。

　　在《她已將生命融入了敦煌》一文中，筆者寫道：“對于個人的回憶錄或自述，如果能做到‘別人看了不搖頭，自己看了不臉紅’，就算成功了。因為工作的關系，我與樊錦詩有多年的接觸和交往，讀她的自述作品，深覺該書所寫非常真實，書中描述的傳主與我了解的樊錦詩是一致的。”她也認為我寫的“別人看了不搖頭，自己看了不臉紅”，是對她最真實的解讀。

　　筆者自1983年畢業(yè)后留在新成立的敦煌學研究所至今，已過去了40年。40年來，筆者一直在敦煌學的領域耕耘勞作。除出版有嚴肅的學術(shù)論著之外，這本書也算多年來的一些所思所感，希望它能使讀者對敦煌和敦煌學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和認識。

　　（《敦煌學記》，劉進寶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