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xiàn)，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

　　本報與中央黨校“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項目組合作，特約請專家對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予以解讀，闡釋其古典涵義如何通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新時代彰顯恒久價值。本期介紹“為政以德”。

　　主持人：王學斌（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嘉賓：孔新峰（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

　　李敬學（山東濟寧政德教育干部學院黨委副書記、院長）

　　語出孔子 源流悠長

　　王學斌：為政以德毫無疑問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展現(xiàn)了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明在政治領域的高遠追求。今天，我們特邀兩位來自于孔子家鄉(xiāng)的學者，圍繞為政以德詳作解析，見其真意。

　　孔新峰：為政以德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精粹，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論的核心表達。為政以德出自《論語》，其第二篇《為政》開宗明義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古往今來，學界對這句話主要有兩種解釋脈絡。

　　第一種解釋脈絡強調“德”蘊含著一種政治規(guī)律。漢代經(jīng)學家包咸、鄭玄均將“德”字解作“無為”，南朝皇侃在《論語義疏》中指出“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這里的“無為”，指的是以“德”為引領便能自然建立秩序，如同北極星巋立于中央，眾星井然有序繞其而動。朱熹說：“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這與道家法自然、反人為的“無為”觀念頗為接近。但儒家“無為”思想蘊含鮮明的內在邏輯：由于“德”是為政的根本，恪守根本則能教化民眾，為政者正己敬德便可自然抵達“無為”之境。此種“無為”不代表為政者不作為，而是指應當提升自身德性以教化民眾。

　　第二種解釋脈絡強調要通過為政者的道德以上率下。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認為：“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謂之德勝。為政者當以己之德性為本。”有德之人當政，才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有德者自身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作為“內外如一的規(guī)范性的行為”，要求為政者首重“修己”方能“安人”。

　　以上兩種解釋脈絡，皆為“政治統(tǒng)一之說”，也都揭示了孔子對于德性政治理想的追求。

　　李敬學：為政以德雖由孔子提出，但在此之前，中華民族在政治治理中重視“德”的作用由來已久。早在西周時期，見證了殷周興替重大歷史變遷的周公，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罰”，并將其作為周人治理國家的思想綱領。如《尚書》中提到“王其疾敬德”“用康保民”“克明德慎罰”等，都是這一思想的反映。到了春秋時期，產生了“正德、利用、厚生”的所謂“三事”，即“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是春秋時期重視道德和民眾的體現(xiàn)?！蹲髠鳌愤€提出：“德，國家之基也”，把培育高尚的美德視作“立國”的根基。這些重“德”的思想長久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觀念，也鑄就了中國古代治國思想的底色。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系統(tǒng)提出了為政以德思想。

　　圖為在河南省蘭考縣焦裕祿干部學院門口，人們在“焦桐”下參觀。 新華社記者 郝源 攝

　　為政以德 天下歸之

　　王學斌：一種思想的產生，往往可以追溯出一個悠長的脈絡，就像一條長河潛行千里最終浮出地表，它浮出地表的那一刻至關重要。

　　孔新峰：東周之季，禮崩樂壞，目睹天下四分五裂的孔子，希冀構建上下有序、各處其位的秩序。但這種秩序并非全然復古，而是汲古開新。

　　何謂“有德”？“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在為政以德的實踐路徑上，孔子進一步從“仁”“禮”兩方面設定了標準：自我修養(yǎng)方面，要做到“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社會教化方面，應踐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在“仁者愛人”的基礎上做到“約之以禮”，是孔子給為政者指明的善治方向。此后，從孟子的“仁心義路”“禮門義路”，到荀子的“以德兼人者王”，均彰顯出以“敦風化俗”實現(xiàn)“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傳統(tǒng)。為政者先慎乎德、修己以敬、充實光輝、施行仁政，自可產生北辰一般的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

　　可見，為政以德集中揭示了儒家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天地之大德曰生，為政者要法天則地，用仁愛民本的“生生之德”，來以德配位、以德致位；“盛德”是“大業(yè)”的基礎，為政者要懷抱憂患意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此進行自我與社會的“革命”；德性政治的內在本質是“仁義”和“信托”，而非“霸權”和“契約”，外在體現(xiàn)是“禮樂”為主、“政刑”為輔、“天下”為懷，此種政治是把人當人看的政治，是驅除神權政治、武夫政治和財閥政治的政治；最后，德性政治并不排斥制度和法治，而是在此前提下高度關注政治擔當者的賢能素養(yǎng)。

　　李敬學：接續(xù)主持人所用的比喻，為政以德的思想在孔子之后不斷發(fā)展，內涵不斷豐富，就像一條河流由小變大，匯入了支流，從而讓主流更加充實。

　　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講為政以德思想的發(fā)展。

　　第一，為政以德要求為政者要行有德之政。儒家認為實行德政首先要以民為本，必須要愛民、重民、惠民、利民、恤民、富民、養(yǎng)民、教民?！渡袝诽岢觯?ldquo;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論語》中記載了孔子的民本觀，如“泛愛眾而親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等。孟子更是提出了系統(tǒng)的仁政學說。漢代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這把“民本”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達到了“為民”“安民”的層次。宋代的張載提出了“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的主張。明末清初，以李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大力倡導經(jīng)世致用，重新闡發(fā)了“利用”“厚生”等民本命題。

　　其次，儒家認為實行德政要求為政者處理好德刑關系。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jīng)盛行“明德慎罰”的思想，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治理百姓，百姓雖能被動免于犯罪，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教導百姓，用禮義來統(tǒng)一他們的言行，百姓就既懂得羞恥又能使人心歸服。漢代賈誼有一篇著名政論《治安策》，在總結秦亡教訓時就清楚指出，要“定經(jīng)制”“興禮樂”，“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這樣才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與國家安定。到了唐代，《唐律疏議》也明確提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些都對為政者處理好德與刑的關系提出了要求。

　　第二，為政以德還要求為政者加強自身修養(yǎng)?？鬃诱J為“君子之德風”，為政者的德行具有風向標的作用，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因此為政者首要的是修身正己。如何做到修身正己，孔子提出了“君子”“圣人”為理想境界的修身論，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充分認識到修德對于治國的重要作用，《論語·憲問》中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安人”“安百姓”的基礎，這一觀點也被后世儒家發(fā)揚光大。

　　《大學》提出了“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倡導由“內圣”而達“外王”，建立了一整套“修、齊、治、平”的階梯式理論。以后歷朝歷代均重視官員的修身立德問題，形成了“忠孝仁義”“禮義廉恥”等一系列以具體德目為要求的為官標準，產生了豐富的“官箴”和“家訓”文化。如官箴方面，東漢馬融在《忠經(jīng)》中認為：“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宋朝的呂本中在《官箴》中說：“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南北朝時期的《顏氏家訓》、宋代呂本中的《官箴》、元代張養(yǎng)浩的《廟堂忠告》、明代的《從政錄》、清代的《謹身要法》《佐治藥言》等，這些書大都提倡為官從政者要注重忠、誠、清、慎、廉、勤的個人修養(yǎng)，注重任賢、愛民、納諫的從政品質。在為官從政者修身的基礎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還倡導從政者要以上率下，發(fā)揮為政者的榜樣示范和引領作用，積極實行道德教化，引導百姓崇德向善，從而政治清明、天下歸之。

　　當代轉化 更添光彩

　　王學斌：我來總結一下兩位嘉賓對為政以德內涵的詮釋，大致有三：其一，為政者當勤于修己，以身作則，此為基礎，亦為前提；其二，為政者應以民為本，且施以信民、安民、富民之仁政，此乃治國理政之出發(fā)點；其三，處理具體事務時，為政者須采取“以刑輔德”的寬猛相濟之治民方略，于是“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的產物。”也就是說，道德是由于國家治理所需應運而生的產物，自然可以隨著時代的轉變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為政以德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被注入理論的光輝，實現(xiàn)了創(chuàng)造性轉化。

　　孔新峰：應該看到，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儒家德性政治傳統(tǒng)跌宕起伏，不絕如縷。德性政治的禮樂仁義精神作為一種超越現(xiàn)實政治的精神實質和強韌文化基因而得以不斷再生產，注入每個時代有識之士內心深處，構成了中華文明血脈傳續(xù)的根本。

　　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志在救亡復興的中國人放眼世界，在風雨激蕩中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以德性政治傳統(tǒng)為內核的儒家政治理論迎來剝復之機，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關鍵性的精神資源，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在中華德性政治傳統(tǒng)滋養(yǎng)下愈加彰顯其強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志道據(jù)德”“以德行道”，成功地將中國社會“組織起來”，以強大的領導力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

　　我認為，在當代中國，為政以德的重要體現(xiàn)有以下幾點：

　　一是“偉大的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時刻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所謂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端賴于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二是“偉大的社會革命”：為政以德是星體之喻、引力之喻，滿天繁星是“多”，巍巍北辰則是“一”，中國智慧在充分尊重多樣性的基礎上強調和而不流、合眾為一，有利于科學闡發(fā)“一多關系”和有效構建“共同體理論”。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jiān)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形成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

　　李敬學：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干部隊伍建設，注重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智慧，將政德建設貫穿于黨的歷史發(fā)展各個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德，創(chuàng)新發(fā)展了傳統(tǒng)為政以德思想。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和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指出：“道德之于個人、之于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這就是我們的用人標準為什么是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因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個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2016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加強道德教育，引導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明大德、嚴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養(yǎng)心性。”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這一系列講話系統(tǒng)闡釋了新時代政德建設的內涵要義，既傳承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血脈，又突破了歷史上為政以德思想的局限性，賦予了更高標準和價值，形成了新時代的政德觀，為開展好干部政德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根本遵循和科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