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工作的王綬琯老人。 （資料圖片）

　　“侯官王綬琯，1923年生于福州，童年客寓上海，少年時負笈黔蜀間，青年時游學英倫。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終以自學致天文為終身業(yè)。1953年以還，先后服務于寧、滬、京天文臺。于今歷40載。齒落發(fā)童而意猶未止也。”

　　讀到這段半文半白的話，你可能覺得它是出自哪位文學家之手。其實，這是我國天文學家王綬琯在1993年寫的自述。彼時，這位大科學家已年至古稀，字里行間卻頗具童趣，寥寥數(shù)語，道出了半世生涯和畢生追求。

　　從最早閱讀天文科普書籍開始，王綬琯與天文學已經交往了大半生。科學和赤誠的種子，在王綬琯心里種下后，便長成大樹、開枝散葉。

　　科普啟蒙下踏入天文之門

　　王綬琯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侯官”是舊縣名，現(xiàn)在的閩侯縣。1936年，在叔父的推薦下，13歲的王綬琯考入福州馬尾海軍學校。王綬琯最初學航海專業(yè)，后來因眼睛近視，便改學造船。

　　求學期間，王綬琯一有時間就跑到書店里看書。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本叫做《宇宙》的雜志，這是我國近代的一份天文普及期刊。李珩、張鈺哲等老一輩天文學家在上面發(fā)表了大量科普性文章，張鈺哲用通俗的語言，說明什么是時間、晝夜和四時的變化，還不時介紹中國古代對“宇宙”的描述。這些有趣的故事激發(fā)了王綬琯對天文的好奇心，在他心里悄悄埋下一顆種子。

　　時光匆匆，造船一學就是9年。1945年，22歲的王綬琯考取公費留學，到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進修。

　　巧合的是，學院隔壁恰好是格林尼治天文臺。這對原本就愛好天文的王綬琯形成了強烈吸引。年少時在心底埋下的興趣的火苗，在這里被點燃了。

　　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王綬琯對天文學從業(yè)余愛好，又更走近了一些。他在天文臺結交了很多朋友，還經常給英國的幾位天文學家寫信請教問題。對方看到是年輕人，又虛心求教，也都很歡迎。

　　后來，屢屢被問及為什么轉行時，王綬琯說，“人對自然有很大的好奇心。同時你要看了前面的人能夠這樣發(fā)現(xiàn)，能夠那樣做一個事情，你也很想自己來試一試什么的。”

　　不久，王綬琯給時任倫敦大學天文臺臺長格里高利寫了一封求職信。信順利到了格里高利手里，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綬琯進入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

　　新的學科，在王綬琯面前打開了一道新的大門。當時，王綬琯主要進行晚上8點到早上4點的夜間實測。多年之后，他在《小記倫敦郊外的一個夜晚》一文中回憶往事：“那時我在倫敦大學天文臺，地處倫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闊，一條公路從倫敦伸過來，很寬很直……黃昏后，夜色罩下來，朦朦朧朧，路就像是一條筆直的運河，把岸兩旁脈脈的思緒送往天的另一邊……”

　　漫漫長夜，舉目望著滿天的繁星，王綬琯思緒萬千。他寫下了一首《歸路》：“獨客尋歸路，低天孤一星。步聲碎鳥語，返照媚山青。幽意流成唱，所思其或聆。郁陶徒四顧，向晚風冷冷。”

　　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xiāng)。

　　一次次突破奠基射電天文建設

　　1952年，萬里之遙的祖國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王綬琯收到時任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邀請，決定立即回國。

　　兒時書上的啟蒙者，轉眼間成為眼前的帶路人。王綬琯作為中年骨干，和張鈺哲、李珩、陳遵媯等老一輩研究員一起工作，投入到了建設中國現(xiàn)代天體物理學的事業(yè)中。

　　50年代初期，“大地測量與繪圖”為國家建設所急需。為適應野外天文大地測量的要求，信號精確度必須提高。紫金山天文臺受命承擔了提高授時信號精確度的任務，并派王綬琯到上海主持這一工作。

　　當時我國唯一的授時機構就是徐家匯觀象臺。這里儀器有限，技術陳舊。王綬琯以前沒有接觸過授時，但腦海中曾經讀到的關于時間的概念卻一直若隱若現(xiàn)，他夜以繼日，邊學邊干，“其中之苦，甘之如飴”。

　　不到兩年時間，王綬琯和同事們改進測時、授時、播時的技術，將授時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時間”更響亮了。

　　此后，王綬琯又承擔起了發(fā)展射電天文的任務。在他的提議下，在密云建起了射電望遠鏡，用于脈沖星觀測。

　　“在黨的十一大，把實現(xiàn)我國四個現(xiàn)代化寫進黨章……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我決心要盡自己的一切力量，來報答黨對我們的期望。”這是1979年2月，王綬琯遞交的《入黨志愿書》中的一段話。

　　王綬琯孜孜以求，一次次從零突破。這一次，他把目標瞄向了天文望遠鏡設計。

　　天文，是觀測的科學。要觀測就要有望遠鏡，這個望遠鏡越大越好。而在天文光學發(fā)展過程中，一直存在大口徑和大視場不可兼得的矛盾。王綬琯和蘇定強等合作解決了天文望遠鏡設計的這一難題。

　　20世紀80年代后期，王綬琯和蘇定強共同提出了“大天區(qū)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的攻關項目。其中關鍵性的“主動反射鏡”及“光纖定位”技術，起到了擴大視場的作用。LAMOST于2009年正式通過國家驗收鑒定，它從原理、設計到研制完全是由中國自主創(chuàng)新。

　　盡管作為我國射電天文的奠基者之一，王綬琯卻總是很謙虛。他說，“有很多人一起工作的，我只是其中的百分之零點一吧。”

　　“一個象牙圓頂漢，管中天我相窺\目成意會醉欲癡\星搖河漢近，心躍女牛知\富貴不淫貧不怵，生平居里皈依\浮沉科海勉相隨\人重才品節(jié)，學貴安鉆迷。”這是王綬琯作的一首《臨江仙·書懷》。

　　他是觀星星的人，卻把路鋪在腳下；他求索畢生，卻只說堅持“安”“鉆”“迷”。那浩瀚星河，在王綬琯手中發(fā)出了浪漫的對話，跳動著無盡的牽掛。

　　照亮后學之路

　　今年11月5日，王綬琯被授予第八屆全國道德模范榮譽稱號，他被表彰為“全國助人為樂模范”。

　　一位科學家，怎么會成為助人為樂的模范呢？

　　王綬琯在回憶過往時曾感慨：“人一生要走很長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輕時候的路就走得很艱難，是遇到了幾雙‘大手’才有幸‘走進科學’。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拉起奮斗的‘小手’。”

　　1997年，王綬琯提筆給時任北京市科協(xié)青少年部部長周琳寫了一封信，信中的內容看似與自己科研工作并無直接關系，卻關乎后輩未來。他說，作為前輩的自己這一代人，應該反躬自問。在青少年培養(yǎng)科學興趣的關鍵期，“應該有一個組織，給他們領路”。

　　王綬琯認為，只有植根于一片深厚的土壤之中，科學之樹才能枝繁葉茂?？破?，變成一種科學的養(yǎng)成，這是很重要的，這就需要很多人去做，不是靠幾個人就能做得成的。他聯(lián)合60多位中科院院士、科技專家，發(fā)出了《關于開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的倡議》。

　　在多方支持下，1999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成立。

　　20多年來，王綬琯為了俱樂部的發(fā)展四處奔波。他堅持“去功利化”和“高度的科學性”的科學教育思想，要求俱樂部不以應賽為目標，要制定縝密嚴謹?shù)娜瞬排囵B(yǎng)方案。他還寄語青少年：“勤學而好問，務實以求真；敏思而篤志，溫故以創(chuàng)新。”

　　為了解決俱樂部的經費問題，王綬琯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稿費。后來，他年事漸高，身體虛弱，不能行走，還讓女兒推著輪椅帶他參加俱樂部活動。即使躺在病榻上，他仍說：“我總是忘記自己年紀已經這么大了，時間不多，要干的事卻還有很多！”

　　王綬琯認為，科學精神所體現(xiàn)的智慧和力量，屬于社會整體的一個部分，受哺于社會并應該反哺社會。

　　在王綬琯看來，科學作為社會分工中的一個行業(yè)，其任務是認識自然，屬于“求真”?？茖W精神就是一種求真精神。社會上其他行業(yè)雖然任務不同，但都要“求真”。

　　現(xiàn)代科技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創(chuàng)造巨大社會財富，而作為這一鏈條始端的自然科學卻不以任何實際功利為目的。王綬琯認為，這種反差，往往會對“求真”產生壓力和誘惑。對抗種種干擾，更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撐，需要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在這方面，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有著豐富的養(yǎng)料。從王綬琯的詩作中，我們大概可以窺見一斑。

　　今年1月28日，王綬琯走完了他98歲的人生歷程。這位給了我們望星空的眼睛的老人，自己化身成天上星辰。他的學生們稱他為“啟明星”。

　　種子早已長成參天大樹，身后，是一片枝繁葉茂。（作者： 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