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儉，男，1960年10月出生，1977年9月參加工作，198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靈武礦務局副局長，靈州煤業(yè)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董事，寧夏煤業(yè)集團公司黨委委員、副總裁，神華寧夏煤業(yè)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會董事、總經理，神華寧夏煤業(yè)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長，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寧東能源化工基地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自治區(qū)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正廳級），2017年10月辭去公職。

　　2019年10月8日，經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黨委主要領導批準，自治區(qū)監(jiān)委對王儉涉嫌嚴重違法問題立案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3月3日，王儉黨組織關系從北京市朝陽區(qū)轉入銀川市興慶區(qū)鳳凰北街黨工委崇安社區(qū)黨委。3月6日，自治區(qū)紀委對王儉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2020年7月8日，王儉被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紀委給予開除黨籍處分。2020年7月17日移送審查起訴。

　　2020年11月25日，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王儉犯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00萬元；依法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孳息上繳國庫。王儉不服提起上訴。2021年4月19日，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王總，今天狀態(tài)不錯啊，再來幾桿？”

　　“好啊！”

　　“厲害啊，王總，那您看我的項目……”

　　“沒問題，放心吧！”

　　被留置的前一天，王儉還約著“朋友”在銀川某高爾夫球場盡情揮桿，甚至承諾為該“朋友”爭取工程項目。然而，第二天，王儉就接到自治區(qū)紀委監(jiān)委請他前往說明情況的通知，此時的他仍心存僥幸。“心想我都已經辭職了，應該沒什么事，還想著早點說清楚，出來再約幾場球，沒想到……”

　　在接受審查調查期間，王儉對自己所犯的錯誤不以為意，多次為自己“鳴冤”：“我之前也參加過不少警示教育，覺得自己和那些人比起來算是比較廉潔的，而且我對寧煤的貢獻不小，本身也沒什么錯，就這么‘進來’了，挺委屈的。”

　　隨著調查取證工作的逐步深入，當一樁樁違紀違法事實擺在他面前時，王儉震驚了，“不敢相信，這是我嗎？貪圖享樂、腐化墮落，收了這么多錢，干了這么多壞事，我早已跌入違法犯罪的深淵，卻麻木不仁，可悲、可惡。”

　　“王儉36歲成長為廳級領導干部，曾在神華寧煤集團任職十余年，直至任該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長，他的問題也主要發(fā)生在這一時期。”辦案人員告訴記者，王儉錯誤地認為國企干部可以“搞搞特殊”“變通一下”，他長期游離于組織之外，靠企吃企，驕奢淫逸，最終淪為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的“蛀蟲”，教訓十分深刻。

　　向往奢靡享樂的生活，和老板打成一片，以隨時能“呼朋引伴”為榮

　　“我一路是非常順的。”留置期間，王儉時常會談起自己的過去，“上學期間，我是大家公認的好學生。參加工作后，由于愛學習、能吃苦、業(yè)務能力強，很快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同志們心目中是非常優(yōu)秀的，組織也很認可我，我在提拔上基本沒遇到什么坎。”

　　2006年，神華集團重組原寧夏煤業(yè)集團公司，成立了神華寧夏煤業(yè)集團公司，王儉被任命為該集團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會董事，并成為首任總經理。2007年11月，王儉被任命為神華寧煤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長。

　　“神華寧煤被稱作寧夏的‘工業(yè)長子’。作為它的掌舵人，這是王儉仕途的高光時刻。2008年，他被自治區(qū)授予‘有突出貢獻專業(yè)技術杰出人才獎’。”辦案人員說。

　　然而，擁有這些光環(huán)的王儉卻漸漸忘記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思想滑坡，滑入深淵。

　　“我的蛻變是從放松和逃避政治學習開始的。”王儉自我剖析道。入黨之初，他覺得參加組織生活是神圣而光榮的事，他積極參加政治理論學習，加強自身黨性修養(yǎng)。然而，走上領導崗位后，他的思想卻慢慢松懈，常以業(yè)務工作繁忙脫不開身為借口逃避組織生活。“我不愿意和大家坐在一起，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政治學習，成了游離于組織之外的‘特殊黨員’。”王儉說。

　　在重溫入黨誓詞，學習黨章黨規(guī)黨紀后，王儉坦言道：“在留置室里的學習，是我擔任領導干部以來最全面、最投入的一次政治學習。”

　　丟棄了共產黨人的“真經”，王儉變得精神空虛、不思進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開始扭曲。他常與老板們做比較，覺得自己在能力上不比身價千萬、上億的老板們差，但生活上卻相差甚遠，心里愈發(fā)不平衡。“‘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自從我有了‘心中賊’，也就有了貪欲和私心。”王儉說，“我很羨慕老板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在一起吃喝玩樂心情愉悅，覺得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熱衷于建社交圈、朋友圈、生活圈，以手機通訊錄里存有幾千個聯(lián)系方式，能隨時“呼朋引伴”為榮。

　　內心失衡，信仰迷失，王儉把權力異化成建立人脈關系的工具，他認為，“只要我建立起關系，那之后的你來我往就是人情交際，不算以權謀私。”在辦案人員的耐心教育下，他才幡然悔悟，“用權力打造起的人脈關系實際上是一副沉甸甸的枷鎖，如果自己不是整天琢磨鉆營，而是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也不會作繭自縛，陷入泥沼，我這是明白得太遲啊。”

　　從拒收、小收到大收，頻次不高金額大、對象不多出手重，靠企吃企斂財六千余萬元

　　建立起“人脈圈”后，王儉以增進感情、維系關系為幌子，經常吃吃喝喝、拉關系辦私事，大搞權力尋租。“人的貪欲是慢慢膨脹的，王儉也是這樣，他一開始是不收錢的，可以說，他的腐敗是經歷了從拒收、小收到大收的過程。”辦案人員說。

　　在擔任神華寧煤集團董事長之前，王儉曾拒收過一些老板送的禮品禮金。但拒收之后他又覺得“虧”，感到遺憾且不甘。

　　漸漸地，在收與不收、怎么收的問題上，他摸出了一點門道，并形成一套“原則”——只收可靠的、放心的、與自己有交集的老部下的錢。后來又逐漸演變?yōu)殒i定重點目標，呈現(xiàn)出“頻次不高金額大、對象不多出手重”的特點。

　　“在王儉貪腐的道路上，有兩條‘大魚’不得不提，一是北京某股份公司實際控制人王某某，二是寧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某。”辦案人員說。

　　“我的公司馬上就上市了，我給您些股份，保證上市后有很高收益。”2009年5月，王某某為感謝王儉幫助其公司承攬神華寧煤集團公司甲醇項目水處理系統(tǒng)等多個工程項目，提出給王儉轉讓其即將上市的公司原始股，王儉對此很是贊許，“他是個很懂感恩的人，而且做事也嚴謹，讓我別自己出面，最好能找個親戚‘購買’并代持。”

　　此后，王儉安排其妻弟張某以150萬元“購買”該公司50萬股原始股，登記在張某名下。為了更加“保險”，王儉又安排張某和王某某簽訂虛假的退股協(xié)議，約定王某某退還張某150萬元股本金及10萬元利息，張某則退還股份，但實際雙方均未退還。2014年7月，王某某安排出售張某所持全部股份，獲利4311萬余元。

　　“股票的獲利情況我是第一時間就知道的，但我當時是公職人員，不好拿回來，只好先放著，想著以后有機會再取回來。”王儉說。直至2019年1月，在辭去公職一年多后，王儉方從王某某處取回1700萬元。

　　“和王某某相比，肖某某算是王儉的半個‘管家’，多年來，他把王儉一家‘照顧’得無微不至，出手格外大方。”辦案人員說。2011年1月，肖某某為感謝王儉幫助其公司多次承攬工程，出資1000萬元為王儉購買某公司股份，并約定股權由肖某某找人代持，收益歸王儉。平時王儉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肖某某也都會“及時出手”給予幫助。王儉對其很是認可，凡是神華寧煤集團的相關工程，都會先安排肖某某承攬，甚至親自為其投資經營出謀劃策，成了名副其實的“官商一家”。

　　2015年12月，王儉任自治區(qū)經信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此后不到兩年，他卻主動辭去了公職。對此，王儉解釋道：“我在神華寧煤任董事長期間，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到經信委以后，卻被安排到了一個副職的崗位，我的落差感很大。恰逢此時，有個朋友邀請我去他們公司干，我就想干脆辭職吧。”

　　“其實，王儉辭職主要是為了收割他在任期間所收股票的收益。”辦案人員告訴記者，“他一直在找機會，取回在王某某處存放的4000多萬元。”

　　王儉處心積慮，采取隱蔽的手段收受他人財物，以期逃避審查調查，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經查，王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工程項目承攬、煤炭資源整合協(xié)議簽訂、工程款支付、設備物資采購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相關單位及個人行賄款折合人民幣共計6042萬余元，其中，黨的十八大后收受財物共計4422萬余元。

　　在擔任神華寧煤集團董事長期間，王儉多次在大會上談廉潔、講奉獻，不少干部對他尊敬有加，甚至把他當作勤廉榜樣。而在臺下，他卻以權謀私、大肆斂財，想方設法掩蓋自己的貪婪行為，搞兩面派，做兩面人。他懺悔道：“我是非常羞愧的，不光是羞愧，我晚上也難以入眠，一閉上眼睛，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就會一件一件浮現(xiàn)在眼前，太折磨了，很懊悔，很痛心。”

　　打球上癮，安排下屬某企業(yè)利用公款購買高爾夫球會員卡歸個人使用，工作日休息日都在高爾夫球場

　　從違規(guī)吃喝到收受禮品禮金、股份財產，從出入高檔會所到追求奢華，與老板們玩在一處的王儉享樂主義思想日漸滋生，走向了驕奢淫逸、肆意放縱的歪路。

　　2012年11月，王儉安排下屬某企業(yè)利用公款購買了一張50萬元的高爾夫球會員卡，稱用于公務接待。“說是公務接待，基本上都是我用的。”王儉坦言道，“第一次接觸高爾夫球這項運動后，我便樂在其中不能自拔，被它迷住了，成了一名‘癮君子’。”在組織明確要求單位的高爾夫球會員卡必須封存上交時，他卻隱瞞不報，長期使用，并認為只有高爾夫球運動才符合他的身份。

　　“我一直把打高爾夫球當作雅好，覺得這個運動只有少數(shù)富人玩得起，而我作為一個領導干部，就應該享受這種高雅運動。一開始我在銀川打，后來發(fā)展到全國各地，甚至延伸到國外。球場也成了權錢交易的場所。”王儉說。

　　為了打高爾夫球，王儉甘于被“圍獵”，無論是購買價值不菲的裝備，還是球場高昂的消費，總有人投其所好，他也都欣然接受。

　　據神華寧煤集團相關人員描述，無論是工作日還是休息日，在球場上總能看到王儉的身影。在一次次揮桿中，王儉與老板們感情“近”了，與企業(yè)廣大干部職工的感情卻“遠”了，心中只有權與利的王儉，敷衍工作，背離群眾，一步步“退”到了懸崖邊上。

　　在辭去公職后，為了填補精神上的空虛，王儉更加熱衷于打高爾夫球，其特定關系人薛某還為其在北京購買了一張高爾夫球會員卡，供其長期使用。

　　“我辭職后來找我打球的人也不少，最開始還覺得是自己與他們關系好，后來慢慢發(fā)現(xiàn)他們看中的是我在寧煤這么多年下來積累的人脈和影響力，想要借此拿一些項目。對此我還有點沾沾自喜，覺得還有人找，就證明自己有價值。”王儉自我剖析道。然而，這一切終將成為過眼云煙。

　　“父親為我取名‘儉’，是希望我一輩子勤儉節(jié)約、艱苦樸素，但自己恰恰由儉入奢，成了‘王奢’。”在黨紀處分決定書上簽字的王儉雙手顫抖，淚流滿面，“我辜負了父親的一片良苦用心啊。”

　　擅權妄為，集團多人被查仍一意孤行找門路、托關系，企圖為自己的“小圈子”開脫

　　王儉在生活上追求奢靡享樂，在工作上則獨斷專行，以“家長”自居，甚至越權越位。他坦言道：“組織任命我為副書記，在集團黨委領導下分管行政工作，但在我的‘把控’下，卻成了董事長直接領導黨委工作，凌駕于組織之上。”

　　“你去處理一下，把‘火’滅一滅。”2010年，神華寧煤集團下屬某煤礦的主要領導因違法犯罪被檢察機關偵查，時任集團董事長的王儉不僅沒有積極配合偵查工作，反授意下屬找門路、托關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13年，該集團又有多名礦長因受賄被查，并受到法律制裁。事后，有一位檢察機關的領導告誡王儉，“若你們能正確對待，早些剎住歪風邪氣，也不至于出現(xiàn)這種情況。”但王儉不以為然，“社會風氣就這樣，這些不過是偶然事件。”有人建議他在集團內開展警示教育，以案為鑒，但驕傲自負的王儉對此嗤之以鼻，他深信只要人脈廣，做事謹慎一點就沒有問題。“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也在違紀違法，膽子更大，所以對他們的犯罪行為根本沒有在意，整個集團風氣日漸敗壞，最終覆水難收。”王儉說。

　　2014年，中央巡視組對神華寧煤集團進行巡視，該集團多名中層干部因涉嫌受賄被查，鋃鐺入獄。集團干部接二連三落馬，王儉卻仍未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更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根子在自己，仍一意孤行，企圖用自己的“人脈關系”解決問題，為自己的“小圈子”開脫，嚴重破壞了企業(yè)的政治生態(tài)。

　　而在對待自治區(qū)和上級神華集團公司的監(jiān)督管理上，王儉則兩面討巧，逃避監(jiān)管，“寧煤雖然有自治區(qū)和神華管，但管理是比較松懈的，我對自治區(qū)匯報工作的時候，就講當前項目的進展，工作取得的成績；在神華匯報工作時，就會說自治區(qū)對我們工作的支持，并強調區(qū)里對我們管理很嚴格。實際上兩邊都不怎么會管我，被我鉆了空子。”

　　“王儉案是我區(qū)國有企業(yè)腐敗案中的典型，監(jiān)督有形無實，權力制約乏力是這一領域作風和腐敗問題不斷蔓延的主要原因。”辦案人員說，“有效制約和監(jiān)督權力運行，才能抓住抵制腐敗的關鍵與要害。”

　　綜觀王儉的嚴重違紀違法行為，幾乎沒有繞開過“權”字：權大了，能監(jiān)督自己的人少了，開始妄自尊大；權大了，圍在身邊的有錢人多了，搞起了權錢交易；權大了，腰包鼓了，開始了聲色犬馬，直至以權壓人，專權弄權，破壞單位政治生態(tài)。以案為鑒，落實對國有企業(yè)的有效監(jiān)督，要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籠子，推動國有企業(yè)完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強化對“一把手”的監(jiān)督，為權力運行糾偏正向。該案亦警示黨員領導干部要筑牢思想防線，堅持公正用權、依法用權，守住廉潔底線，莫重蹈王儉的覆轍。（方弈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