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像，這是力群1936年繪制的版畫。由于魯迅的大力提倡，木刻版畫在中國盛行起來。 （資料圖片）

　　宮門口西三條21號的四合院是魯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個住址，這是四合院正房，魯迅一家住在這里，屋后一個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間，俗稱“老虎尾巴”，是魯迅平時寫作的地方。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在浙江紹興。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在魯迅并不算長的生命旅程中，北京是重要一站。他在北京度過了十四年，幾易住址，他的文學(xué)生涯是從北京正式起步的。而在作家的身份之外，魯迅也曾是一位公職人員、一位教師。

　　紹興會館：為了工作北上，一住就是七年多

　　1912年5月6日，一個陌生的面孔出現(xiàn)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中。舊時北京城分為北城、南城，南城遍布各地會館，為來京的同鄉(xiāng)人提供一個暫時的住所。這張陌生的面孔就是周樹人，這時魯迅這個名字尚未問世。魯迅在紹興會館一住就是七年多，住宿條件很成問題，他此次進京，是因為工作單位搬到了北京。

　　正如歷史書上所說的，辛亥革命的果實為袁世凱篡奪，他堅持要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不去南京任職，南京臨時政府在這年4月遷往北京。魯迅作為教育部的一名公職人員，自然也要從南京遷往北京。魯迅在教育部長期擔(dān)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shù)館等業(yè)務(wù)。

　　今天的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在發(fā)展初期都曾得到魯迅的大力支持。國家圖書館引以為傲的“四大專藏”是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魯迅為后兩者入藏國家圖書館出力不少，當然那時還沒有國家圖書館的名號，而是稱京師圖書館。京師圖書館的歷史可追溯到1909年，魯迅在負責(zé)京師圖書館時，要求凡經(jīng)內(nèi)務(wù)部立案的出版機構(gòu)，都要將其出版物上交一份給京師圖書館收藏，這標志著京師圖書館開始履行國家圖書館的部分職能。國家級的圖書館，要有能與之匹配的文獻收藏，更何況中國是一個文獻大國。1914年，原藏于避暑山莊文津閣的《四庫全書》運到了北京，按理說它最好的歸宿無疑是圖書館，但卻被內(nèi)務(wù)部截留，在魯迅等人的努力下，它最終入藏京師圖書館。

　　首都圖書館的前身之一是1913年10月開館的京師通俗圖書館，這是魯迅直接創(chuàng)辦的一家圖書館。通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的分工不同，京師圖書館重在圖書收藏，《四庫全書》《永樂大典》這樣的文獻確實珍稀，但與百姓的距離還是很遠，而通俗圖書館則貼近百姓的閱讀興趣，并且提供借閱服務(wù)。在魯迅的策劃下，通俗圖書館在1917年開到了中山公園內(nèi)，一時借閱量大增。當時各省也都開設(shè)了通俗圖書館，它花費少，而借閱量大，魯迅很重視通俗圖書館的工作，希望它能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使國民在閱讀中涵養(yǎng)性情。

　　魯迅寓居紹興會館時，結(jié)識了《新青年》的同仁，他們向魯迅約稿，魯迅開始了其文學(xué)生涯。那時《新青年》正大力宣揚建設(shè)一種新文學(xué)，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競相發(fā)表自己對于文學(xué)改良或革命的主張，但真正寫出新文學(xué)史上第一篇杰作的是魯迅。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第四篇文章是魯迅的《狂人日記》，這是魯迅這一筆名第一次出現(xiàn)在讀者眼前，這不僅是魯迅第一篇白話小說，也是新文學(xué)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魯迅以相當現(xiàn)代的寫法，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可怕，它使《新青年》的讀者受到了極大的震撼，而魯迅也一躍成為新青年的偶像。

　　八道灣11號：《阿Q正傳》誕生于此

　　在風(fēng)起云涌的1919年，魯迅回了一趟故鄉(xiāng)紹興，時間是在12月份。在小說《故鄉(xiāng)》中，魯迅說這次回鄉(xiāng)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的”，就是那位在月色下手持鋼叉刺猹的閏土，附帶的行程是趕在舊歷年前，將已經(jīng)賣掉的老宅交給新的主人。今天紹興魯迅故里景區(qū)中，沿著魯迅中路從東往西走，會依次經(jīng)過周家老臺門、三味書屋、周家新臺門，老臺門是魯迅祖上的宅子，新臺門才是魯迅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百草園就在這里。

　　魯迅這一別“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xiāng)，搬家到我在謀事的異地去”，實際上，這一別也永別了熟識的故鄉(xiāng)。賣老宅得到了一筆錢，加上魯迅和周作人的積蓄，還得向友人借款，方才使魯迅買下了新街口八道灣11號的一套四合院，魯迅由此結(jié)束了寓居在紹興會館的日子。這套四合院足夠魯迅三兄弟住在一起，但三兄弟共同住在一個屋檐下的時間并不長，周建人很快就去上海工作了。

　　今天，這所魯迅故居保留在北京三十五中內(nèi)，筆者探訪這里時，三十五中將故居整修一新，并安排了一些展覽。根據(jù)回憶文章，我們可以了解到它當初的布局：這座四合院有三進，中院正中有三間正房，魯迅的母親和妻子朱安住在這，東西兩側(cè)各有三間廂房，西側(cè)三間廂房是魯迅的書房和臥室，后院則安排給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客房也安排在后院。

　　魯迅在八道灣11號寫出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故鄉(xiāng)》，而整整一百年前，《阿Q正傳》也在八道灣11號橫空出世。1921年12月4日，魯迅以巴人的筆名在剛剛創(chuàng)刊的《晨報副刊》上開始連載《阿Q正傳》，有意思的是，它最初發(fā)表在一個叫“開心話”的專欄下，但《阿Q正傳》中的有些段落縱然讓人讀來發(fā)笑，但笑中包含著濃濃的苦澀，實在無法讓人感到開心，之后移到另一個專欄下連載。

　　《阿Q正傳》是魯迅批判國民性最著名的一個文本，實際上正是國民精神的萎靡與麻木刺激魯迅棄醫(yī)從文，他以犀利的筆觸，毫不留情地揭出國民精神上的弱點。阿Q的精神勝利法，尤其使許多讀者如坐針氈，當時即有讀者對號入座，急欲知道這位巴人到底是誰，因為文中的一些細節(jié)說的不就是自己的隱私嗎。阿Q是魯迅熔鑄了許許多多中國人的共同點而塑造出的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學(xué)形象，每個人好像都可以從中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這是只有對人性洞察入微的作家才能達到的境界，而這樣的作家屈指可數(shù)。

　　文學(xué)評論家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有專門一節(jié)評論《阿Q正傳》，這部著作是魯迅生前唯一批閱過的批評魯迅的著作，在魯迅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李長之看到了魯迅對于阿Q雖有“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批判，但批判中包含著關(guān)懷，他認為“阿Q反而是魯迅最關(guān)切，最不放心，最為所焦灼，總之，是愛著的人物。別人給阿Q以奚落，別人給阿Q以荒涼，別人給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創(chuàng)傷，可是魯迅是撫愛著他的，雖然遠遠的”。

　　不同讀者對阿Q的解讀不一樣，不同時代對于阿Q的態(tài)度也不一樣，一部阿Q接受史，折射出了一個時代的心靈波動。與此同時，阿Q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栋正傳》是最早譯介到國外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它為中國新文學(xué)在世界爭得了一席之地。

　　宮門口西三條21號：魯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個住所

　　魯迅在八道灣11號住到了1923年夏天，由于與周作人的關(guān)系惡化，魯迅決定帶著自己的母親和妻子搬走，周作人晚年仍然住在八道灣11號，直到其生命終止的1967年。

　　魯迅一家搬走后，暫居磚塔胡同61號（現(xiàn)為84號），這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條胡同，張恨水也曾住在這條胡同里。魯迅在磚塔胡同住了九個月，塑造出祥林嫂這一經(jīng)典角色的《祝福》就寫于此時。較之八道灣11號的敞闊，磚塔胡同61號的條件就未免寒酸了。在此期間，魯迅一直在找房子，終于在1923年10月看中了阜成門內(nèi)宮門口西三條21號的房屋，1924年5月魯迅一家搬入。這所魯迅故居就是今天北京魯迅博物館所在的地方。

　　從1920年起，魯迅受聘于北京大學(xué)、北京女子師范大學(xué)等學(xué)校講授中國小說史等課程，魯迅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而且對古典小說有精深的研究，新潮社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本是其課程講義，這部著作如“老吏斷獄”一樣，為古典小說的各家各派判定簡明精審的斷語。魯迅擔(dān)任小說史的教師，實在再合適不過。那么，課堂上的魯迅是什么樣的呢，他的授課風(fēng)格是怎樣的？

　　小說家魯彥曾在北京大學(xué)旁聽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課程，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魯迅“說起話來，聲音是平緩的，既不抑揚頓挫，也無慷慨激昂的音調(diào)，他那拿著粉筆和講義的兩手，從來沒有表情的姿勢，幫助著他的語言，他的臉上也老是那樣的冷靜，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著的……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卻仿佛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每一件事態(tài)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來，笑聲里混雜著歡樂與悲哀，愛戀憎恨，羞慚與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的蒼白冷靜的面孔上浮動著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

　　對于青年朋友，魯迅總是慈祥親切的，為他們的生活與工作盡力提供幫助，支持他們投入到革命運動中。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反對日本聯(lián)合英美等八國對北洋政府下達撤除津沽防線等要求的最后通牒，魯迅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xué)的學(xué)生劉和珍等人參與其中，而指揮這場集會的是李大釗。當示威隊伍行至段祺瑞執(zhí)政府前時，反動軍閥竟向群眾開槍，劉和珍慘死。

　　魯迅是當天下午在宮門口西三條的家中聽到這噩耗的，當天他即寫下一篇文章痛斥反動軍閥何曾有一點天良。1926年4月1日，魯迅在參加劉和珍的追悼會后一周，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他希望中國能多有一些“真的猛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魯迅就3月18日的慘案寫了多篇文章，這為他招惹了大麻煩，反動軍閥盯上了他，出于安全考慮，魯迅不得不離開家中躲避于他處。緊接而來的是奉系軍閥進入北京，為避戰(zhàn)火，魯迅延長了在外避難的日子。

　　當事態(tài)平息后，魯迅已決定赴廈門大學(xué)任教。1926年8月26日，魯迅踏上了南下的列車，結(jié)束了在北京的生活。（作者： 陳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