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史海鉤沉丨明代早朝竟缺席文武官員1160人!原來,古人也不喜歡“早八”
“未頃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這是朱厚熜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對群臣說的話。意思有二:一是我沒耽誤軍國大事,二是上朝沒啥用。
很明顯,嘉靖帝在表達上朝和勤政沒關系,上朝就是浪費時間。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后,自己親自處理政務,上朝就是皇帝通過現場辦公解決事務。這一制度基本堅持了下來,所以在明代文人的傳播中,上朝與皇帝親理政務漸漸就掛鉤了。
這就出現了一個疑惑:為什么皇帝會否定近乎作為祖制的上朝?
靠兒子的勞?! ?/p>
明代的朝會制度是在朱元璋時期確定的,一般包括禮儀性質的大朝會、每天堅持的早朝、緊急或突發(fā)事務的晚朝(隨時開)。大朝會規(guī)格高、重在禮樂,政治意義居多;早朝,屬于朝廷例會,皇帝現場對朝臣作出答復,現場辦公,重在內容。
朱元璋時期,早朝地點在奉天門。一大早,幾千個京官即起床準備上朝,在天亮前就在宮城外等待,等門開啟后相繼進入宮城。會上,各部、府現場上奏,由皇帝進行裁決,會后各部門按照皇帝的意思辦理文書。這樣做的好處是官員們可以直接和皇帝溝通,效率比較高,而且其他官員也知悉朝廷事務,對于官員成長是有幫助的。不得不說,這套制度在一定基礎上是能發(fā)揮作用的。
但這對人的要求比較高:一是具備現場裁決的能力和威望;二是具備每天上朝的精力;三是對官員要求比較高。
對于第一點,明初的皇帝沒有問題,尤其是朱元璋“人情善惡真?zhèn)?,無不涉歷”。第二點,可以由太子負責自己的日常事務。
自從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后,各種文書、會議都向朱元璋集中。洪武十七年(1384),給事中張文輔給朱元璋的辦文做了一個統計,“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1660,計3391事”。平均每天要處理文件200件,涉及事務400件,要是加上會議等就更多了。這種非人的強度,顯然一個人是應付不來的。朱元璋對外人信不過,但對兒子非常信任。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太子朱標直接分擔了許多事務,尤其是文書政務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這樣朱元璋就有更多時間思考大事了。有分析稱,朱標就是被這種工作強度累死的。
到了朱棣時期,被稱為“馬上皇帝”的朱棣主要抓軍國政務,常年帶兵在外,太子朱高熾則負責監(jiān)國。朱棣先后制定幾個版本的《東宮留守事》,明確太子監(jiān)國期間的各項事務,基本是除了重大人事政務決策,日常事務由太子負責。太子的辦公地點在文華殿,按照統計,太子監(jiān)國時間共計128個月??梢哉f,朱棣時期一半甚至更多的政務都交由兒子負責了。
明代文人強調的明初皇帝勤政,基本背后都有太子干活的影子。畢竟工作從來不會減少,但可以轉移。
逐漸形式化
明初兩代君王壽命比較長,兒子年齡比較大,可以把重大事務交給兒子。到了明宣宗時期,這種模式沒法推行了,因為明宣宗登基時才26歲,到了28歲時才有了兒子。政務文書工作交給“三楊”負責,上朝還得自己去?! ⌒率辏?435),9歲的明英宗登基。一個9歲的孩子,顯然沒有現場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而早朝是必須堅持的。為了延續(xù)祖制,這時候只能做變通。經過大臣的討論,大學士“三楊”對御門聽政的程序進行了一些調整。首先確定早朝的議題數量,每次不能超過八件;然后是各部門要提前把需要早朝討論的事報上來,并溝通內閣拿出擬辦意見;關于皇帝在朝堂回答的內容也要盡量簡化,如此才能保障早朝較為圓滿地完成。早朝開始后,皇上只需要照本宣科,一切都按著彩排預演的來,規(guī)規(guī)矩矩,不出任何問題,當然也了無新意。從這點看,早朝基本程式化、形式化了?! ∶鲬椬诘腔螅绯M一步簡化。在答復大臣奏事上,基本用“該部知道”“知道了”的詞語,比如吏部奏本部門事務,就說“該衙門知道”,兵部奏事牽涉到戶部、工部,就說“該部知道”。在議題數量上,從八個減為五個。有一位鴻臚寺卿發(fā)現皇帝口吃說“是”比較費勁,建議皇帝答語改為“照例”,深得歡心,被火速提拔為禮部尚書,稱為“兩字得尚書”。到了明武宗時期,皇帝自己也淡化這種形式了,經常下旨免朝。隆慶六年(1572),10歲的萬歷皇帝登基。“十歲天子,如何治天下”?所以內閣進一步簡化早朝,規(guī)定每月逢三、六、九舉行早朝,一個月只舉行9次早朝,次數大幅度縮減。 針對早朝形式化,最先不參加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員隊伍。宣德六年(1431)六月初八,鴻臚寺就奏報當日早朝缺席的文武官員超過500人,其中缺席超過兩次的達300多人,請求治罪。對于官員而言: “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牘中外事機,豈能一一盡白于圣衷耶?” 隨著早朝的形式化,事務本身沒啥實質內容,且往往與自己業(yè)務沒啥關系,對于臣子而言,每天花費幾個小時上朝,實在是浪費生命,有這個時間不如好好休息,然后去辦公。 因此參加早朝的人越來越少,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十二日,早朝缺勤數目達到了1160人,其中包括泰寧侯陳璇這樣的顯貴。請假的理由也多種多樣,“或借言公差,或妄稱疾病,填注門籍,歲無虛月”,甚至“經年累月稱疾不朝”?! 榱吮U献鳛樽嬷频脑绯樌M行,無數聰明人對其打補丁,補丁越來越多,防范錯誤本身也變成了錯誤??梢园l(fā)現,早朝、晚朝在運行幾十年后,就由于各種客觀原因變得形式化。百余年之后,已經成了約束帝王和大臣的一種形式。
上朝與勤政
對于和光同塵的官員而言,早朝是一個應付的形式;但對于標準儒生的士子而言,這是一項運行百年的制度,祖制的不足可以改,但皇帝絕對不能缺席。所以當皇帝不上朝的時候,就會有無數的奏疏去勸皇帝上朝,讓皇帝勤政,有時候皇帝需要專門去辯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的騎兵突破長城防線,逼近京師。明王朝面臨重大危機,眾多文臣以此為契機,勸皇帝上朝,甚至有人把國家危難的責任歸結于皇帝不上朝。嘉靖為此明發(fā)圣諭: “今虜酋聽我背叛逆賊,入侵畿地,諸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頃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脅我正朝大內,恐嚇朕躬,沽名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父!” 嘉靖很清楚臣子在外面討論什么,并且把臣子不做事的理由擺了出來。嘉靖帝強調軍國大事都是親自處理,還經常到半夜,上朝實在沒有意義??陀^來說,嘉靖帝說的是實話?! ∠啾燃尉傅鄣闹卑?,萬歷帝沒有這么強勢,他和官員一樣,不上朝是會找理由的,比如“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針對皇帝的借口,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給開出了“酒色財氣”的藥方,氣得皇帝年都沒有過好。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考古結果,萬歷皇帝身體確實不好,或許他真不是找理由。萬歷帝雖然不上朝,但不是不管事,重大事務也是乾綱獨斷,熊廷弼的遼東軍務奏疏,明顯就是萬歷帝親自批辦的?! ∮腥さ氖?,年輕的士子惠強調,這么累的早朝,為啥不弄點實質內容。天啟二年(1622),剛進入官場的新科狀元文震孟評價早朝: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意思是,皇帝你很辛苦,但搞這個形式,實在無效。這從另一方面也把上朝和勤政分開了。
如何辦公?
隨著早朝形式化,朝廷的整個辦公機制已經發(fā)生了變化。開小會和公文政治是支撐明王朝中樞運轉的關鍵。皇帝會經常性地召見大臣,看明代留存到今天的召對錄,會發(fā)現皇帝會不定期地與內閣開會、與官員談話了解信息。 更常見的是公文政治,即通過公文來辦理朝廷事務。在明英宗時期,“三楊”負責朝廷事務,當奏疏由文書房分發(fā)到內閣,內閣拿出擬辦意見,然后司禮監(jiān)依樣畫葫蘆(批紅),最后蓋戳。等皇帝具有執(zhí)政能力的時候,軍國大事自然就由皇帝負責?! ‘斎唬某袚男畔⒂邢?,這就需要知悉范圍更小的載體來承擔。比如書信,對于地方官員而言,想完成一件事,既需要走正式程序的奏疏,也需要能把話說得更清楚的書信,內閣和相關機構才能知道這件事的實質。比如密奏,內閣與皇帝的溝通,許多采用密奏和太監(jiān)傳話的方式,這種方式效率比較高,且知悉范圍少?! ≌w來說,不上朝是皇帝和臣子的“雙向奔赴”。明代皇帝都在抓軍國大政,對于繁雜的日常事務,就交給太子或者內閣進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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