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溯源甘肅】絲綢之路上的漢代郵驛

　　嘉峪關(guān)出土的彩繪驛使圖磚

　　懸泉置遺址(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汪受寬

　　早在殷商時代，為了滿足龐大國家機器的運轉(zhuǎn)，就開始構(gòu)建由王都通往全國各地的道路和沿途負責傳遞公文、接待過往官員使者的機構(gòu)，這就是由驛路和驛站組成的郵驛系統(tǒng)。中央王朝在西部的郵驛道路，就是后來所說的絲綢之路東段。

　　以懸泉置為代表的郵驛機構(gòu)及千百里驛道，構(gòu)成甘肅境內(nèi)貫通東西的郵驛系統(tǒng)，為絲綢之路東段的暢通提供了生活及交通保障，懸泉置出土的漢簡揭示了兩漢與西方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實況，是兩漢絲綢之路繁榮的歷史實錄和重要標志。

　　一

　　綿亙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其基本走向形成于漢代。學(xué)界通常將今新疆境內(nèi)的絲綢之路稱為絲路中段，今河西走廊西端往東直至王朝都城長安、洛陽間的線路稱為絲路東段。今甘肅境內(nèi)約兩千公里的驛路是絲路東段最主要的部分。

　　甘肅居延和懸泉出土的漢簡，揭示了由漢長安城到河西地區(qū)的驛路及驛置的設(shè)置情況。居延新簡記載有新莽時期自關(guān)中沿涇水至隴西，再到河西走廊驛路里程的簡，簡文共4組。分別介紹了長安經(jīng)今甘肅平?jīng)鲆痪€至高平（今寧夏固原），自媼圍（今景泰縣蘆陽鎮(zhèn)）渡黃河至姑臧（今武威市涼州區(qū)），武威郡至張掖郡的驛路里程和驛置情況。敦煌懸泉置簡記載有關(guān)于河西驛路的3組文字簡。分別介紹了由倉松（今天?？h安遠鎮(zhèn)）至顯美（今涼州區(qū)豐樂堡），由池（今甘州區(qū)梁家墩村）至表是（今高臺縣駱駝城遺址），由玉門（今玉門市赤金鎮(zhèn)）至淵泉（今瓜州縣四道溝）的驛路里程和驛置情況。由淵泉向西，出玉門關(guān)或陽關(guān)，進入絲綢之路中段，再到中亞、西亞，可以直至地中海岸的羅馬帝國。

　　這些簡牘文字，歷述從長安往西，越隴山，渡黃河，沿河西走廊經(jīng)武威、張掖、酒泉直至敦煌的數(shù)十處驛置及各段驛路的里程，向我們證明了兩千年前的絲綢之路東段驛路的真實不虛。

　　二

　　保障絲綢之路安全的主要是東線沿途北側(cè)的長城、烽燧、亭障、軍屯等軍事系統(tǒng)和西部諸郡都尉、縣尉、鄉(xiāng)游徼等治安官。而保障絲路暢通，負責公文傳遞、物資轉(zhuǎn)運、人員接送食宿的，則是國家設(shè)置的郵驛系統(tǒng)。

　　郵驛也稱驛置、傳驛，就是在水陸交通線上，每隔一定距離修置一所館舍，館中有客房、伙食和出行的車馬、船只，以及專門的差役人員，兼有現(xiàn)代軍隊系統(tǒng)兵站和地方政府招待所以及郵政和機要通訊站的功能。

　　漢代甘肅地區(qū)軍政事務(wù)繁雜，又處于絲綢之路東段交通孔道，郵驛更為繁忙。由西域各國來漢的王侯、使節(jié)或商貿(mào)人員，各級出使西域人員和公務(wù)出行者，就在館舍中食宿，以館中的車馬送到下一個驛站。政府和軍隊的公文信件奏報，由驛站派人沿著驛路一站一站地轉(zhuǎn)相傳遞。當初，霍去病接受匈奴渾邪王投降后，就利用郵驛系統(tǒng)，“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送去面覲漢武帝。

　　西漢郵驛的總管是典屬國（后改稱大鴻臚），各郡國是諸部督郵。驛置由驛丞掌管，其下設(shè)倉、廚、廄、置四嗇夫、佐為吏員，有傳舍嗇、郵書、郵人等，有馬數(shù)匹或數(shù)十匹。在甘肅等地，負責傳遞文書的郵人多為戍卒擔任。從西漢驛置道里簡可知，地廣人稀的甘肅地區(qū)，其驛置的間距，大體在50至90漢里，即20.8千米至37.4千米之間。

　　漢代敦煌郡的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考古發(fā)現(xiàn)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gòu)，是西域通往中原的絲綢之路東段第一置。懸泉置發(fā)掘出自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的有字簡牘2.3萬余枚，帛書、紙文書和各種遺物數(shù)萬件。這些簡牘有大量涉及驛置職能的各種簿籍，較為完整地反映了漢代驛置的職能與功用。根據(jù)簡牘文字分析，懸泉置有官卒徒御37人或47人，傳馬40匹左右，傳車6至15乘，必要時會征用民間車馬用于轉(zhuǎn)送人員或物資。

　　漢代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竹簡木牘，每件郵書表面都有標明收件者、傳遞方式、封緘類別、傳送交接等內(nèi)容的封皮——封檢題署，用繩子綁束后以泥印封緘。郵書傳遞的方式，有以郵行、以次行、以亭行、馳行和輕足行等。其中馳行是以車馬快速傳遞邊郡緊急文書。經(jīng)由懸泉置傳遞的郵件往往非常重要，如懸泉一簡所記郵件“上書二封：其一封長羅侯，一烏孫公主”，是在西域的長羅侯常惠和下嫁烏孫（今吉爾吉斯一帶）王的解憂公主給朝廷的上書。懸泉一簡記載有“出西書一封，廷尉章。詣西域騎都尉。二月戊子日下餔時受魚離嗇夫，即時立行。”是朝廷最高刑法官廷尉發(fā)給西域都護的緊急文書。懸泉置在傍晚接到傳來的文書后立即出動人員向西傳遞。

　　漢代郵驛制度嚴格，不按規(guī)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處罰。漢代郵傳效率很高。西漢宣帝時，趙充國從金城（今蘭州西固區(qū)北）向長安發(fā)送奏疏，再接到朝廷回詔，只用了7天。東漢時，奉天子璽書使者三騎行，一晝夜可達千里。

　　漢朝從河西到西域，“立屯田于膏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完善的郵驛制度加強了內(nèi)地與邊疆與西域的聯(lián)系，鞏固了國家統(tǒng)一，保障了人民往來和中外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商業(yè)興盛和都市繁榮。

　　三

　　絲綢之路開通以后，漢朝“因益發(fā)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于道。諸使外國一輩（批）大者數(shù)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仿）博望侯時。”漢朝與西域的使者、商賈和其他人員往返都要經(jīng)過甘肅地區(qū)。懸泉置遺址和居延簡牘中有大量中西使節(jié)及人員往來及接待的記錄。

　　漢朝往來西域人員的：如懸泉簡記載“以食使大宛車騎將軍長史□”，是接待一位漢朝出使大宛（今土庫曼斯坦）的武官。懸泉簡“甘露二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遣浩亹亭長桼賀，以詔書送施刑伊循”，是向西域屯田所押送弛刑人員的。懸泉簡“□懸泉置度侍少主、長羅侯用吏。”少主名相夫，元康二年（前64年）漢宣帝決定以其下嫁烏孫太子元貴靡，到敦煌后，因烏孫政治形勢突變，而被召回長安，漢簡卻保留了她到達敦煌的記錄。懸泉簡《過長羅侯費用簿》，是元康五年（前61年）接待出使烏孫的長羅侯?；菁捌潆S從154人、弛刑士300人的食物賬單。懸泉簡“……樂官（涫）令充敢言之：詔書以騎馬助傳馬，送破羌將軍、穿渠校尉、使者馮夫人……”是甘露二年（前52年）接待破羌將軍辛武賢和下嫁烏孫昆莫的解憂公主侍者、著名外交家馮嫽的記錄。

　　接待來漢朝西域君臣及其他人員的。如懸泉簡“客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闐、渠勒、精絕、扜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是接待西域大月氏（今中亞阿姆河流域）等七國使者。居延新簡“神爵二年十一癸卯朔乙丑……□□□□送日逐王乘至冥安……”，日逐王是匈奴在西域的王。當西域都護殺死樓蘭王后，其頭顱也是經(jīng)由敦煌轉(zhuǎn)送長安的，居延簡“詔夷虜候章發(fā)卒曰：持樓蘭王頭詣敦煌，留卒十人，女譯二人，留守證”。

　　西域各國來漢人員回程時，漢朝委派相當職級的官員禮送其出境，不少是集體轉(zhuǎn)送。如懸泉簡“五鳳四年（前54）六月丙寅，使主客散騎光祿大夫田扶韋制詔御史曰：使云中太守安國、故□未央倉龍□衛(wèi)司馬蘇□武彊，使送車師王、烏孫諸國客，與軍候周充國載先俱，為駕二封軺傳，二人共載……”，二千石的云中太守陪送尊貴的車師國王回國。懸泉簡“今使者王君將于闐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發(fā)祿福，度用庚寅到淵泉。”這一批送回的包括于闐王在內(nèi)共1074位西域客人。敦煌邊塞簡“知何國胡一男，取亭東□”，是一位西域人入境的記錄。

　　四

　　漢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漢代通過絲綢之路頻繁進行以絲綢和寶馬為主的中外貿(mào)易。西域各國一般以使節(jié)貢獻的名義來漢朝，朝廷照例給他們更高價值絲綢等物品的賞賜，這事實上就是一種中外貿(mào)易的形式。西域使臣及商賈入境后，其所攜帶的“貢品”，一般由邊郡出錢收購，懸泉簡：“出錢二萬二千三百五十以給烏孫諸國客獻罷□ ”，就是敦煌郡出價購買烏孫國客貢獻物品的記錄。而“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得到這些錢以后，就在沿線地方購買所需要的物品，或運至其他地方或運到西域出售謀利。漢朝出使西域的人員往往攜帶大量絲綢等物品，賞賜給西域君臣。

　　通過絲綢之路，西域的許多珍奇物品傳到甘肅和內(nèi)地。漢武帝“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西域的葡萄、苜蓿、蠶豆等都傳到甘肅，懸泉簡：“出錢廿佐廣卿書敦煌買苜蓿食馬”，說明當時河西大量種植苜蓿，故可以隨時交易。史書稱：“葡萄……生隴西、五原、敦煌山谷。”居延簡：“胡豆四石七斗”，說明當時河西地區(qū)有許多蠶豆的種植。還有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瓜（黃瓜）、胡荽（香荽）、胡蘿卜等，據(jù)稱都是張騫從西域引進的，它們極大地豐富了甘肅各地居民的生活。

　　由西域經(jīng)絲綢之路輸入的還有名馬、珍奇動物、皮毛、玉石等。懸泉一簡記載有漢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十一月，朝廷派人到敦煌郡迎天馬（汗血馬）的記錄。懸泉一簡記載有烏孫、莎車王使者進貢橐佗（駱駝）的記錄。安息（今伊朗）王“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大鳥即鴕鳥，眩人是魔術(shù)師。“而漢使窮河源，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和田玉就這樣大量輸入河隴及內(nèi)地。敦煌、蘭州、武威、酒泉出土有漢代玻璃棋子或耳珰，說明罽賓（今阿富汗一帶）產(chǎn)的璧流離（鈉鈣玻璃）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甘肅。

　　漢朝通過絲綢之路輸往西域的，主要是絲、絲織品。西域本不產(chǎn)絲，漢朝給西域贈送或賞賜的物品皆以絲及絲織品為主，其名目有絮、繒、繡、綺、襦、錦、綈、袍、綾、帛、彩、縑、絹、帷帳、衣被、冠帶衣裳等。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就“赍金幣帛直數(shù)千巨萬”。漢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龜茲王來朝，宣帝“賜以……綺繡雜繒琦珍凡數(shù)千萬”。漢代河西有大量絲綢的交易，如懸泉簡：“報趙卿前買楊子真緹一匹”，緹為橘紅色的絲織物。懸泉簡是漢宣帝神爵三年敦煌某人向上黨郡周解購買襦衣和錦的賬單。敦煌烽燧簡“出牛車轉(zhuǎn)絹”語，說明當?shù)亟z綢的數(shù)量很大。途經(jīng)河西的西域商賈，在當?shù)夭少徚私z、絮及絲織品運回去銷售或換取其他物品。瑞典漢學(xu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樓蘭遺址發(fā)現(xiàn)一封信，言當?shù)啬尘用褓I到4326大包絲綢，將用于向鄰國交換麥子。

　　漢代甘肅在絲綢之路開通、維護、經(jīng)濟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絲綢之路對中國和沿線各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藝術(shù)、哲學(xué)、科技等方面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